哈特和威尔曼并非没有意识到上述问题，威尔曼就坦率地承认，他在提出儿童没有权利的观点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历了智力和情感上的危机。但是他在系统地考察各种反对观点以后，仍然坚持儿童不能拥有权利。同时，哈特和威尔曼均强调，由于儿童在本质上是人，而且有成长为拥有自由意志的成人的可能性，因此可以通过补足儿童自由意志不足的方式赋予儿童以权利，即为儿童指定代理人或监护人。（SeeH. L. A. Hart，Essays on Bentham-Studies in Jurisprudence andPolitical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 1982， p. 184； CarlWell-man，RealRights，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13-125.斯丹德利也指出对儿童进行保护时不要滥用权利的概念，因为在理论上很难做到这一点。有人提出任命儿童调查官或者儿童权利专员来保护儿童的利益。参见[美]凯特·斯丹德利：《家庭法》，屈广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但是兰伯特指出，并不是每一个法律体系都会为儿童指定监护人，在发展中国家儿童缺乏监护人是普遍存在的令人震惊的事实。（SeeGeorgeW. Rainbolt，The Concept ofRights，Springer， 2006， p. 103.）这实际上了指出了国家缺位的事实，在这样的国家中，不要说儿童的权利，就是普通人的权利也缺乏保障。如果真的无法为儿童找到监护人，实际上我们可以换一个思维方式，也就是上文提及的权利与义务的相关性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为他人设定义务的方式保护儿童的利益。因为在儿童的自由意志无法补足的情况下，我们就算是赋予了儿童权利，这对他来讲也是无意义的，因为他无法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将上述法律变为自己的法律。（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动物是否拥有权利的问题，这仍然可以通过补足动物自由意志的方式赋予其权利，但是也可以单纯地为人设定义务的方式保护动物的利益。我们始终应该注意一点，权利并不是保护利益的唯一工具。）斯福扎也曾正确地指出：“关于无能力的反对意见似乎并不贴切，如果它的目的在于否认‘意志能力’是主观权利的构成要素的话。区分在特定的条件和情形下不能够建构法律关系的个人的无能力和无意志的类别是非常必要的，这表明了能力是法律关系的基础。无论如何，如果上述缺乏出现的时候，一般来讲是暂时的，也备有替换性的原则，即用一个有能力的主体代替无能力的主体；然而如果无能力是自始至终的，那么只应该存在人格的法律假设，……权利被赋予给个人仅仅因为其出生和活着的事实，它们是伪权利，只在伦理——宗教的意义上才是有效的。”（SeeW idarCersarini Sforza.Diritto Soggettivo， Enciclopedia delDiritto， Giuffrè， 1962， p. 685.）
五、权利概念的建构——一个类型化的视角
尽管我们已经从各个角度对不同的学说进行了反驳，从而为权利的意志说正名，但是不可否认利益说和资格说也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斯托亚认为，权利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涉及各个方面的因素。只是在这些要素中必然有一个要素发挥着原初的和固有的作用，其他要素都围绕着它构成一个整体。但是很遗憾，意志论的分析到目前为止仍然毫不顾及利益的因素。（See SamuelStoljar，An Analysis ofRights，St， Martin’sPress， 1984， p. 1， p. 35.）与上述观点相对应的是，在后期的学说理论中出现了关于权利本质的各种各样的混合说，（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混合说包括：法力说、地位利益说、五种因素混合说。法力说认为：“权利之本质乃享受特定利益之法律上之力也。”这种观点在日本、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被认为是关于权利本质的通说。学者们一般认为法力说是意志说和利益说的混合，这是一种误解，法力说本质上是资格说和利益说的混合。因为在法力说中我们看不到一点权利人自由意志的踪影，所谓法律上的力根本指的就不是权利人自身的支配力或者请求力，而是对权利人上述意志力的一种法律认可。参见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日]我妻荣：《新订民法总则》，于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6-77页； [德]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比昂卡提出的地位利益说认为：“主观权利是法律上的优势地位，同时可以更精确地表述为是主体所具有的，为了保护自身利益的法律上的有效地位。”同时他进一步指出，在主观权利中可以区分出形式要素和功能要素，形式要素就是主观权利的内容，也就是权利人的地位；而功能性要素则是利益，这是主观权利被建构的原因。而意志不可能成为主观权利的一般要素。地位利益说不可能准确地解释权利的本质，上文对利益说和资格说的批判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参见Massimo Bianca，Diritto Civile， LaProprietà， Giuffrè， 1999， p. 12.夏勇提出的五种要素混合认为，权利的本质由多方面的属性构成：一是利益；二是主张；三是资格；四是权能；五是自由。对于一项权利的成立来讲，上述五个要素是必不可少的，以其中任何一种要素为原点，以其他要素为内容，给权利下一个定义都不为错，这就要看你强调权利属性的哪个方面。该说的贡献在于使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权利所可能涉及的要素，该说的不足在于它只是对既存学说的简单列举，因此当他根据上述五个要素将权利界定为：“是为道德、法律或习俗所认为正当的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自由”时，他自己也承认“这个定义并不是完美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参见夏勇：《人权概念的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8页；夏勇：《权利哲学的基本问题》，《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但是这些学说都没能很好地解决权利的本质问题。
事实上，早期学说对权利本质的单纯界定是一种典型的抽象概念式的思考方式，持论者试图对权利进行精确的定义，以达到非此即彼的程度，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问题的根源在于权利并不能通过抽象概念来定义，而只能通过类型概念进行描述。后期学说对权利本质的混合界定实际上已经出现类型化思考的萌芽，因为他们发现从单一的要素出发并不能准确地说明权利的本质，只是他们还没有自觉的意识到这一点，同时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作为类型概念的权利究竟由那些要素组成，在这些要素中，哪些是核心要素，哪些是非核心要素。
抽象概念之所以被称为“抽象”，是因为它由下列要素组成：“自其所由显现之客体分离、抽象化，以其一般化的形式，个别孤立于其它要素及客体(于此，这些要素以一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之外的诸要素。”[25] (P318)由这些孤立的要素组成的抽象概念被认为是封闭的，只有完全符合这些要素的事物才能被涵摄于抽象概念之下。而在上述的涵摄过程中，人们只能进行是或否的绝对两分的思考，多或少的近似思考是被严格排除在外的。理论根源上，抽象概念的思考方式是理性主义的延续，它的目的是追求一种理想的语言文字，即追求语言的单义性和精确性，但是随着日常语言学派和诠释学对理想语言的批判，法学界开始意识到通过清晰的抽象概念建构法学的体系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时候补充或代替抽象概念的类型概念就进入了法律人的视野。与传统的抽象概念的涵摄模式不同，类型化思考是一种顺序的排列关系，类型概念不是以具备所有列举特征为前提的严格涵摄，它是根据具体对象具备列举特征的多和少的程度来判断其是否符合该类型，因此它不是一种择一的关系，而是一种比较的程度关系，因此类型是开放的。同时在这种类似性的比较中，离不开个人的评价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