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权利总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那么耶林的利益说似乎就非常准确地从微观上说明了权利的本质，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权利是否与利益相联系，而在于权利是否与利益是一码事，这正是利益说的命门所在。上述反驳利益说的学者在一开始就陷入了一种思维定式，他们始终将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在权利是否与利益相关联上，而忽略了问题的根本。利益说的贡献在于使我们注意到法律赋予个人权利的目的，利益说的错误在于他将目的与手段混为一谈，因为权利只是实现利益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因为单纯规定他人的义务也可使特定人获得利益)，而手段与目的并不是一回事。如果从技术上进行分析，利益说实际上混淆了权利与权利的客体，因为利益只是权利客体的抽象表述；（例如，当一个人基于无主物先占的原则对一只野兔子享有所有权时，尽管这只野兔子会给权利人带来利益，但是这只野兔子并不是权利本身，它只是权利的客体，而权利则是主体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对这只野兔子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各种可能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利益说实际上是强调了权利客体在权利构成理论中的重要性，尽管这不是利益说的本意。
四、对资格说的反驳
一般认为资格说滥觞于格劳秀斯，即“权利是个人所具有的一种道德品质，这使得他能够正当地拥有某物或者做某事”。[20] (P138)但是他的定义在大陆法系几乎没有产生影响，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定义中所包含的道德因素，当潘德克吞学派的法学家们开始关注权利的本质时，他们已经是在实在法的层面上考虑这个问题了；另一方面，格劳秀斯认为，“作为品质的权利可以区分为能力和资质或者适当性，前者与行为有关，后者与权力有关。”[20] (P138)这实际上还是没有脱离意志说。因此在大陆法系，关于权利本质的争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集中在利益说和意志说上。但是资格说在英美法系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这主要是因为在英美法系中存在的“主张说”和“资格说”之间的争论，而争论本身就是扩大一种学说影响力的最好途径。
在英美国家很多学者将权利和要求或主张等同起来，而一些字典又将要求定义为“对权利的维护”，这使得一些学者发出了这样的抱怨：“我们寻求权利，却被指向要求，然后，我们又转过头来去寻找权利，尽是官样文章，劳而无功。”[21] (P91)这样就有学者在批判要求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格说，其中麦克洛斯基指出：“对于我们，权利是去做，去要求、去享有、去占据，去完成的一种资格。”因为“权利人的能力并不是依赖于他的意志，而是依赖于他是否有资格这样做。”[22](P115)兰伯特则以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理论为基础，在批判哈特的选择说和威尔曼的优势意志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权利的“正当约束说”，这实际上是资格说的一种变形。他认为：“当且仅当一个人的特质对他人构成特别的规范性约束时，这个人才拥有权利。”正当约束说之所以恰当，是因为“它指出了权利的关键特征，即对他人行为的约束”，而这种约束是一种规范性约束，与物理约束和逻辑约束不同，它减少了一个人道义选择的范围。（SeeGeorgeW. Rainbolt，The Concept ofRights， Springer， 2006， p. x，i pp. 26-28.）
但是资格说并不能对意志说造成实质性的打击，它只是指出了权利和法(自然法、实证法)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资格说只是凯尔森理论的一个弱化版，在逻辑上还没有凯尔森彻底。
首先，资格说的倡导者认为，资格说可以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权利的来源上。“如果你有资格享有某物，你或者代表你的其他任何人就必须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是什么使你有资格享有它？’这预示着有某些使资格得以成立的途径。”[23] (P111)而法律的规定是这种途径之一。这种强调在英美法系有其特定的意义，因为在英语中right和law是截然两分的词汇，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权利和法之间的联系。但是上述强调在大陆法系是多余的，因为权利的概念正是在对ius (法)这个词作二元性理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法有客观意义和主观意义，客观意义上的法就是法律规范本身，而主观意义上的法就是权利。因此，在大陆法系权利和法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是权利和法仍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法律规范被制定出来时，它只是客观存在的法，只有当主体依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来主张该法律规范时，这个法就变成了他的法，一个主观意义上的法，这就是他的权利。如果认为权利的本质就是资格，那么最终就导致权利概念的消解，而这恰恰是凯尔森的结论。同时资格说批判要求说是一种循环，但是资格说本身也是一种循环。因为一个人有资格，所以他有权利，同时一个人有权利，所以他有资格。尽管米尔恩强调说这种循环并非没有意义，因为它指明了权利的来源，但是这种定义本身的循环性是无法否认的。实际上要求说本身并不构成一种循环，因为我们要求某人做某事，我们必须主张自己拥有某种权利，我们主张拥有权利必须寻找法律上的依据。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客观的法变成了主观的权利，而要求正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
其次，资格说批判要求说的另外一个关键理由是，权利并不总是与义务相关联。麦克洛斯基明确指出：“当我在自己的花园里种植玫瑰花时，我并没有打算针对一个特定的人提出一个直接的要求，……同样当我基于成员资格使用春天俱乐部的设施时，并不是我向其他人提出了要求。”另外一些学者则指出：“我的结婚和生活的权利，并不是针对无数不确定人的不确定要求的清单。”[24] (P7-8)上述观点犹如一记勾拳击中了要求说的下巴，要求说顿时瘫倒在地彻底失去了抵抗力。要求说之所以遭受如此重创，完全是因为其留下了一个不设防的缺口。因为要求说只考虑到权利类型中的对人权，这种权利确实只有通过向一个特定人的要求才能实现，但是对世权的权利人并不需要通过向他人要求来实现自己的权利，尽管要求说的学者也明确意识到对世权和对人权的区分，并企图通过要求说对对世权进行解释，但他们始终无法自圆其说。如果我们将要求说扩大为意志说，要求说的脆弱下巴就不存在了。因为根据意志说，权利既包括对世权也包括对人权，前者的核心是支配权能，后者的核心是请求权能，因此一个人的权利既可以通过向他人的要求或主张来实现，也可以单纯通过自己的支配意志来实现。尽管资格说的上述观点并不能彻底地反驳意志说，但是却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权利和义务的相关性问题。资格说认为权利并不总是与义务相关联的观点是错误的，每一个法律上的权利都与一种法律上的义务相关，只是这种义务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尽管权利总是与义务相关，但是义务并不总是与权利相关，存在没有对应权利的义务。前文提及的不得闯红灯的例子就是一个典型。这可以提醒我们，尽管权利的概念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话语，但是权利并不是解决全部社会问题的万能钥匙，单纯地为他人设定义务也可以起到保护个人利益的作用。
第三，资格说认为意志说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即不承认儿童拥有权利。因为意志说的前提就是人有自由意志，而作为无行为能力人的儿童，不能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进行选择，因此从逻辑上推导，儿童不拥有权利，这确实是哈特和威尔曼的观点。（SeeH. L. A. Hart，Essays onBentham-Studies in Jurisprudence andPoliticalTheory，p. 184； CarlWellman，RealRights，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13.利益说的代表人物麦考密克也特别指出，关于儿童是否拥有权利的问题是权利理论的试金石，如果能够证明儿童拥有权利，那么意志说将会被彻底驳倒。SeeNeilMacCormick，Childen’sRights： ATest-Case forTheories ofRights，Archiv für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62 (1976)， p. 305.）实际上，上述质疑在意志说产生之初就已经存在了，德国学者就针对温特沙伊德的意志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权利的本质是意志的话， 那么作为无民事行为人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将不能获得任何权利，同时也不能行使任何权利，而这是不能接受的。（SeeW idarCersarini Sforza，Diritto Soggettivo， Enciclopedia delDiritto， Giuffrè， 1962， p. 685.）为了回答该问题，温德沙伊德指出主观权利中具有支配地位的意志只是法律制度的意志，而不是权利主体的意志。（See BennardoW indscheid，Diritto delPandette， VolumePrimo，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 Torinese， 1902， p. 171.）问题是即使是法律制度给予单个的主体以意志的支配力，但对权利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意志不是法律制度的意志，而是单个主体的支配意志，法律制度的意志只是赋予了主体意志以合法性。这使得温特沙伊德的观点中纠缠着这样一个矛盾，即权利是法律制度赋予或让与给单个主体的权力，因此就存在一种法律制度的意志是占据优势地位的，但却不是决定性的，相反个人意志是决定性的，但却不是占据优势地位的。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温特沙伊德的上述观点将会导致权利向法的回归，如果权利的本质只是法律制度所代表的普遍意志，而不是权利主体的个人意志，那么权利概念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