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立政》：“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陈栎注曰：“苏公所以为司寇，在乎敬。后人之法苏公，在乎慎。能慎则能敬矣。固为后之司狱者虑，尤为后之君用人以司狱者虑，能如苏公者则用，否则斥。”丘浚说：“苏公，一狱官也，敬其所由之狱，谓其能使天下无冤狱可矣，而周公乃谓之能长我王国，且使太史书之，以为后世司狱之法。然则治天下岂无他道，而必以刑狱培植国家之基本乎？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之效及于天下，非百年而不洽。不仁之效，一日行之则有一日之害，一年行之则有一年之害，盖不终朝而已遍于寰区矣。……人君不仁之政，固非一事，然皆假刑以行之，假刑以立威，尤不仁之政之大者也。……所谓敬，所谓慎，敬则存于心者不敢忽，慎则见于事者不敢肆。……使为狱官者，能用敬慎以治狱，而用狱官者，又能择敬慎之人而用之。则凡所以治狱者，无非仁，而不仁之事则有所不行矣。所行无非仁，是能重民命矣。能重民命，则足以延国命矣。”[18]应该说，以上言论点明了狱政管理的要旨———“敬慎”与“仁爱”，狱政管理者只有具备“仁爱”的品质和“敬慎”的态度，才能使服刑者得到人道的对待，监狱的和谐局面才有可能出现。上述言论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狱政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仁道”，仁道体现了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反映了一种朴素的人道情怀。
二、“教化”精神
根据儒家的观点，教化(包含“感化”)是监狱行刑的基本功能之一。儒家认为，监狱所执行之刑罚是一种“教育刑”，强调对囚犯的道德教化。关于“教育刑”，有学者认为，儒家刑罚思想是“教育刑主义与报应刑主义的矛盾与统一”，并说道：“强调刑罚的教育功能是儒家的传统思想，但儒家的教育刑思想不是从刑罚本身的功能出发，而是从整个社会的控制体系而言的，即刑罚只能作为教化的辅助手段……”[19]但实际上，儒家的教育刑理论也从刑罚本身的功能来立论，主张通过一种合乎“仁道”的刑罚执行制度和刑罚适用原则来发挥刑罚本身的教育功能。
日本学者西田太一郎认为，《周礼》中存在着“教育刑”的理念与制度。他指出：“《周礼·秋官·司圜》中记载的监狱制度，对于那些造成社会危害的应列入‘五刑’的恶人，不仅囚于圜土，而且要拘役劳役，以教化迁善。在这种场合下，教育是目的，因此规定‘不亏体’、‘不亏财’，即既不施肉刑也不处罚金，将劳役作为改造罪犯心志，使之弃恶从善的理想刑。”又说：“就一般说来，儒家都认为刑罚具有很大的教化意义。”[20]以上所说有一定道理。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认为，《周礼》所谓“耻诸嘉石，役诸司空”乃“感化主义的刑罚”，并指出：“刑罚以助成伦理的义务之实践为目的。其动机在教化，此实法律观念之一大进步也。”[21]这一论点发人深思。
《周礼·地官·司救》云：“司救掌万民之邪恶、过失，而诛让之，以礼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邪恶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士加明刑，耻诸嘉石，役诸司空。其有过失者，三罚而归于圜土。”意思是：司救之官负责管理邪恶、过失之民，对其加以责罚，并用礼来挽救他们，防止他们进一步作恶。对邪恶之民，三次责备而不改者则进行惩罚(挞击)，三次惩罚而不改者则动用刑罚，令其坐在嘉石上以羞辱之，然后交给司空去服劳役。对过失之民，三次责备而不改者则进行惩罚，三次惩罚仍不改者则关进监狱(圜土)。显然，这一司法制度的着眼点是挽救、改造所谓“邪恶”、“过失”之民，而非一罚了之，如其所言，“以礼防禁而救之”，就是强调用礼义教化来挽救罪人，防止其再去作恶。从以下的司法程序看，“三让”、“三罚”、“耻诸嘉石”、“役诸司空”等等，无不体现了对罪人教育、挽救的精神，对其回归社会充满了善良的期待。因此，笔者认为该制度反映了一种“教育刑”的理念，体现了一种“仁道”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