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古代狱政文化的基本精神
崔永东
【摘要】“仁道”精神与“教化”精神构成了中国古代狱政文化的基本精神，并且在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以同情和怜悯的态度对待监狱行刑及罪犯改造等方面与现代的“人道主义”也有相通之处。这对我们今天建构一种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狱政文化也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狱政文化；仁道精神；教化精神
【全文】
中国古代狱政文化是一个包括监狱管理、罪犯改造、监狱行刑、监管法规、监狱设施及监管理念等在内的文化系统，它包含制度层面、理念层面和物质层面三方面的内容，而以理念层面为其核心，以制度层面与物质层面为其表层。本文从理念层面考察了中国传统狱政文化中的道德理念，并探索了其与监狱管理、监狱行刑和监管法规等的联系，认为“仁道观”与“教化观”构成了传统狱政文化中道德理念的主流，并且在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以同情和怜悯的态度对待监狱行刑及罪犯改造等方面与现代的“人道主义”也有相通之处。
一、“仁道”精神
《汉书·刑法志》云：“圣王拨乱而起，被民以德教，变而化之，必世然后仁道成焉……此为国者之程式也。”意谓明君拨乱反正，推行德教，并以“仁道”(人道)情怀从事政治和司法活动。该篇又云：“王者之于天下，譬犹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为之凄怆于心。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此和气所以未恰者也。”意谓明君必须以公平的态度断狱理冤，对轻罪疑罪囚犯尽量释放出狱，否则会伤及“和气”，即危害社会和谐。这体现了作者对狱政文化中仁道价值的追求。
《隋书·刑法志》所载隋文帝诏书还提出了“仁者之刑”的观念，“仁者之刑”是体现仁道精神的刑事司法制度(包括监狱行刑制度)，其内容如同该书《刑法志》所指应当包括“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明察平恕，号为宽简”以及严格规定行刑的程序和刑具、“诣阙申诉”和“挝登闻鼓”之类的直诉制度等等。隋文帝在开国初期“尽除苛惨之法，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又下吏承苛政之后，务锻炼以致人罪。乃诏申勑四方，敦理辞讼。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奏之。帝又每季亲录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阅诸州申奏罪状”。[1]上述符合“仁者之刑”的司法制度均体现了一种仁道观念。
应当指出，仁道观念与西周时期明德慎罚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尚书·立政》有“不可误于庶狱庶慎”之言，明代学者丘浚对此评价道：“盖狱者，天下之命，所以文王必明德慎罚。收聚人心，感召和气，皆是狱；离散人心，感召乖气，亦是狱。大底事最重处，只在于狱。故三代之得天下，只在不嗜杀人；秦之所以亡，亦只是狱不谨。惟是以用狱之际，养得以好生之德，自此发将去，方能尽得君德。……夫狱慎之事，择人以用，而不间以小人；委心以用，而不误于己私。”[2]根据丘浚的观点，可知“明德慎罚”是中国传统监狱文化的核心价值，统治者要有“好生之德”，“不嗜杀人”，任用良吏管理狱政，才能“感召和气”，实现监狱内部的和谐，并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