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囚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狱政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以平反冤假错案为目标，因此也反映了一种仁道观念。录囚制度是指皇帝或其他官员审录监狱在押囚犯、平反冤狱的一种措施。学界对“录囚”的解释是：“中国封建时代由帝王或长官讯察囚犯案情、平反冤狱、督办积案的制度。也是对各级司法之吏审判质量的考核。西汉始有中央或地方长官定期录囚之制。……东汉始有皇帝亲自录囚之制。……唐太宗李世民‘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12]明清以秋审、朝审(中央有关官署会审、复查重大案件)代替定期录囚制度。
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中说：“录囚之事，汉时郡守之常职也。”[13]并引《百官公卿表》注释称刺史的重要职责之一是“断治冤狱”。《续汉书·百官志》：“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胡广注曰：“县邑囚徒，皆曰录视，参考辞状，实其真伪。有侵冤，即时平理也。”《汉书·雋不疑传》有“拜为青州刺史，每行县录囚徒还”之语。颜师古注曰：“省录之，知其情状有冤［滞］与不也。”说明录囚的目的在于平反冤狱。
汉代之后，录囚历代相沿。《隋书·刑法志》：“高祖每季亲录囚徒。尝以秋分之前，省阅诸州申奏罪状。”唐代几乎每位皇帝都有录囚之举。宋代录囚活动也很多。至明代，录囚制度演变为会审制度。据《明史·刑法志》记载：“会官审录之例，定于洪武三十年。……永乐七年，令大理司官引法司囚犯赴承天门外，行人持节传旨，会同府、部、通政司、六科等官审录如洪武制。……宣德三年奏重囚，帝令多官覆阅之，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卿等往同覆审，毋致枉死。’……在外恤刑会审之制，定于成化时。……宣宗夜读《周官立政》：‘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慨然兴叹，以为立国基命在于此。乃敕三法司：‘朕体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恤。令尔等详覆天下重狱，而犯者远在千万里外，需次当决，岂能无冤？’因遣官审录之。……至十七年，定在京五年大审。”上述引文中有所谓“合至公，重民命”、“好生之心，惟刑是恤”等等，反映了录囚或会审制度中所蕴藏的仁道观念。
《新唐书·刑法志》记载了一些对监狱囚犯的日常生活进行管理的规定，如“诸狱之长官，五日一虑囚，夏置浆饮，月一沐之，疾病给医药，重者释械，其家一人入侍。刑部岁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阅狱囚、扭校粮饷。治不如法者”等等。这些规定对囚犯的日常饮食及身体健康等给予关注，显然是基于“仁道”理念而制定的，无怪乎丘浚用“此唐人恤狱之仁”[14]一语作评价。
有学者对唐律中“慎重对待囚犯的思想”予以揭示：“唐律甚至主张对囚犯也采取慎重态度，并把它作为慎重用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允许囚犯服辩。唐律规定判决后，允许囚犯服辩，即在囚犯家属在场的情况下，让囚犯表明对判决的态度，如不服，司法官还须重审。……第二，给囚犯必要的衣食、医药。”[15]上述论断系根据《唐律疏议》中如下规定而发，一是《断狱律》“狱结竟不取囚服辩及有不服不听自理”条：“诸狱结竟，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罪名，仍取囚服辩。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审详。违者，笞五十；死罪，杖一百。”意思是说：“凡刑案审结完毕，徒刑以上，都招来囚犯及其家属，详细告知罪名与刑罚，都要录取服罪或辩驳的文书。如不服所判的，准许其自作理诉，重新作周详审查。违犯的，处笞刑五十；属死刑案件的，处杖刑一百。”[16]二是《断狱律》“囚应请给衣食医药而不请给及减窃衣食”条：“诸囚应请给衣食医药而不请给，及应听家人入视而不听，应脱去枷、鏁、杻而不脱去者，杖六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即减窃囚食，笞五十；以故致死者，绞。”意谓：“凡囚犯应为领取供给的衣服、口粮、医疗药物而不为领取供给，以及应允许家人入内探视而不允许，应卸去项枷、锁链、手铐而不脱卸的，处杖打六十；因此致囚犯死亡的，处徒刑一年。如克扣窃取囚犯粮食，处笞打五十；因此致囚犯死亡的，处绞刑。”[17]由此可见，上述规定确实体现了一种“慎重对待囚犯的思想”，而这一思想也反映了一种“仁道”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