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下级政府的一切任务、指标都是根据上级要求而不是下面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最后必然脱离实际需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地方各部门所订阅的机关报刊杂志。1996年，河南某县委和宣传部下达给乡的党报党刊征订任务是3万元，但是乡党委和政府各部门都有各自的上级部门，而每个机构都有各自的机关报，要求下级机构订阅。结果，一个人口只有3万的落后贫困小乡每年花在五六十种报刊杂志上的经费就高达12多万，大乡则15万以上。各镇政府要在订购各种报刊杂志的费用至少十几万，都是上级有关部门指定，最终转化为农民负担分摊到农户头上。全县19个乡镇，光这一级花在报章杂志上的费用就是228万，加上县级机关将突破300万元。[9] 上级一面要求减轻农民负担，一面又在切切实实加重农民负担。村党政全年办公经费5000元，其中1000元用于上级部门规定订阅的报刊杂志，如《河北日报》、《科技报》、《法制报》、《妇女世界》、《河北党风》、《华北民兵》、《邯郸日报》五份，但是当地农民根本没有看报的习惯，因而完全是浪费。现在各部门几乎都有自己的机关报，都强迫指令下属机构订阅，实际上成了变相摊派。这些内容重复、信息量低的报刊杂志利用率极低，但行政部门根本不遵守市场规则，名为“宣传教育”，实出于部门利益强行摊派。[10]
在很多情况下，中央并不直接抽取资源，而是通过地方执行中央的法律和政策加重地方负担。“上有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各职能部门的事情都通过乡镇政府转变为政府行为，收税、收贷、提留、安全、合作医疗乃至买卖、书报发行等部门业务都成了行政指令，都要通过乡镇的行政力量去推行，有的甚至强行摊派高于市价或农民不需要的东西。[11] 中央一方面强调减轻农民负担，另一方面却增派地方任务。乡村两级让农民出钱出工，大都是自上而下安排下来的达标升级任务，而自上而下的政绩考评体制又使乡村两级具有向农民收钱收物的强烈冲动。有些乡镇通过加重农民负担，完成了上级布置的达标升级任务和税收上缴任务，发放了教师工资，因而受到表扬和提拔，未加重农民负担的乡镇则因为没有作出“政绩”而受到批评，这些乡镇的领导人也逐渐退出乡镇行政舞台。一开始，还有农民为了农民负担和村级财务上访告状，过几年就没有了，因为他们看到政府层层相护，中央也帮不了他们，因而终于认识到“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12]
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下，各个部门的达标、评比活动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几乎每个部门都有几个到几十个的评比活动项目，有的一个部门就高达50多项。例如农业部门的评比包括：农业、植保、农经干校、绿色食品、“沃土工程”、农情信息等方面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活动花费动辄数万元到数十万元，有的甚至上百万元。在中央部门带动下，地方的达标、评比也到了泛滥的程度。2005年3月底，湖北共清理出各种评比达标表彰活动3105项，这些活动项目需要耗费的社会资金高达2.4亿元。[13] 计划生育部门要求乡搞“宣传档案室”，宣传部门要求在乡村两级建立“电视教育室”等，一个穷得连干部工资都不能如月照发的乡也不得不应付这些检查、评比，最后只能增加农民负担。[14] 教育部门的“三乱”（乱检查、乱收费、乱罚款）也十分普遍。公办学校每年都要应付名目繁多的检查，包括纠风办、纪委监察、物价、审计、财政甚至检察院、公安局、税务局的乱收费检察，质量监督、食品卫生、公安消防和工商部门进行的安全检查，以及党风廉政检查、党员先进性学习检查、计划生育检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检查、信访检查、人大和政协视察或调查等。有的一年一次，有的一年多次；有的持续一天两天，有的甚至一个星期，主要目的是向学校收费。要应付这些外部检查项目，教育系统内部必须首先自查。来自教育系统内部的检查也是名目繁多，包括教学检查、开学工作检查、危房检查、校园环境检查、安全检查等。[15]
在各种检查泛滥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监督模式早已在本质上发生了“异化”。各种达标、评比、检查给下级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恐慌，但是对于达到检查的目的却收效甚微。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活动已经成为上级官员向下级“寻租”的资本。在检查过程中，下级政府紧急动用各种资源，其全部用意就是将表面文章做好，再把下来检查的大员们“伺候”好，让评委们吃、住、玩得满意并得到实惠，便可万事大吉、顺利过关，至于实际工作做得怎样往往并不重要。河南全省各市县开展县乡城镇的优美环境、优良服务与优良秩序的“三优杯”评比活动，和社会综合治理、计划生育以及教育达标一样实行“一票否决”制。全县工作其它方面做得再好，如果这一项没有抓好、落在其它各县之后，便遭到全盘否定；凡遭“一票否决”的县委书记和县长要受到黄牌警告，主管此项任务的官员则可能就地免职。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所有县委的四大班子一齐出动、等候恭迎，以求得好的印象分。凡是拥有“一票否决”制的大检查，都是如此大动干戈。全县一年内的各种达标检查大者七八次，小者十来次。由于评比缺乏客观统一的标准，因而必然在态度、人情、关系和礼数上大做文章。各县惟恐落后、彼此攀比、水涨船高。手握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到达某县，邻县立即设立情报组进行“火力侦察”，看该县的接待规格、入住宾馆档次，甚至吃什么菜、喝什么酒、抽什么烟都是“侦察”范围。送礼有道：礼送轻了不行，重复了也不行；送礼金要打听清楚检查团主要领导送多少，一般成员送多少，而这些情报都得通过内部私人关系才能获得。在检查团莅临之际，四大班子成员整天围着转，前呼后拥、人仰马翻，真可谓“干部劳命、百姓伤财”。[16] 据西部某贫困县的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称，由于近年来这里能源开发步伐加快，政府部门前来指导检查的人数大增，接待任务就显得非常重。“一周至少要接待两三拨人，给人的感觉是天天都在接待。”虽然公务接待都有严格的接待标准，但在实际操作中酒水的品牌和数量都很难控制，因而很容易“破例”。[17] 据媒体报道，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开销大约3000亿元，相当吃掉一个三峡工程。
事实上，在中央集权体制下，任务、目标层层下达，每向下传达一次都增加一个提前量和增加量，以确保超额完成任务并显示政绩。近十几年，内地各级地方政府与官员在“超常规、大跨度”口号的激励下，不断出台一些大而无当的经济发展计划。新官上任总要“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劳民伤财。能初见、大见成效的政绩无非是拓街筑路、起楼架桥，因为能走马观花就看出来的政绩大多是一些基建项目。上级把发展计划、内容、项目、指标层层分解到下级政府，下级官员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又层层加码，到时候无法落实就只好在报表、数值上做文章。[18]
3． “政绩工程”与地方资源浪费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本身浪费资源的现象十分严重，大量地方公共开支并非用在地方需要的当务之急，而是用在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乃至为政府官员自己谋利的腐败工程。一方面，中国地方的公共服务水平还很落实，医疗保险、社会福利和基础教育没有得到充分保障，[19] 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还处于赤字之中；另一方面，地方各级官员大肆挥霍、浪费本来就很稀缺的公共资源。这类例子是屡见不鲜的。据粗略统计，中国每年公款吃喝的费用达上千亿元；[20] 官员出国考察和培训热持续升温，公费出国一年耗资也是数以千亿元计。[21]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公车数百万辆，每年消耗也超过3000亿元，而其中真正用于公务的约占1／3。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已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耗用约3000亿元人民币。尽管如此，各地政府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仍以超过20%的速度递增，以至国家财政不堪“车轮”重负。每年一辆公务车的运行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至少在6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万元，再加上车辆的保养维修、汽油费用等，一辆公车一年的费用大概在20万元以上。在某些地方，公车公用只占1/3，领导私用和司机私用各占1/3，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出国“考察”一直是中国地方政府的一项特殊活动。例如在中央开展“新农村建设”运动之后，各地大小官员纷纷到韩国“考察学习新村运动”。由于中国游客多，韩国已将新农村建设考察列为“旅游项目”。2006年上半年，东北某市连续举办六期村支部书记培训班，共选派120名学员赴韩国考察。在韩国几个景点，不时可看到来自国内的考察团。全市选派120名村党支部书记出游，人均花费1万多元，公款花销就是100多万元；全国共有68万个行政村，如果1／10的村支书都去韩国学习，按此标准得花掉7亿元。而据该市出去考察的一位村支书描绘，考察的收获是“不去不知道，去了吓一跳，花了上百万，啥也没学着。”[22] 在北京昌平，某村村民成功阻止了村干部一次集体外出观摩旅行，而据村支书说是要去山西“开会学习”。[23] 2008年11月26日，一位网民在网上披露了偶然拾到的浙江温州和江西新余机关工作人员出国考察行程，此行目的是“考察人力资源管理”，但是过往的地方却包括尼亚加拉大瀑布、拉斯维加斯赌场等著名旅游景点，全程花费35万余元。[24]
近年来，各地政府的豪华办公大楼引起了社会和中央的普遍关注。重庆忠县黄金镇政府在没有落实村民的征地补偿费的情况下，举债修建酷似天安门的豪华办公楼。[25] 山西临汾尧都区修建了“天安门”之后，又建了华门，而当地政府的理由是这里的老百姓一般没有机会去北京，现在他们足不出户就能看见“天安门”。[26] 郑州市的一个区政府则修建了“白宫”。[27] 就连河南的贫困县濮阳也修起豪华办公楼，而县财政竟然为此亏空3亿。[28] 湖南新田县教育局在原局长文建茂领导下，用有限的经费建起了气派的办公大楼，换上了豪华的轿车，以至在他上任的6年内，教育局亏空达1100多万元。[29] 湖南衡阳市石鼓区办公新址占地400多亩，据一位区干部说是“景色怡人，恢宏大气，号称衡阳的‘世外桃源’，将来在这里办公真是修身养性”，但是从有限的区财政中拨出上亿的资金建豪华办公楼，是“打肿脸充胖子”；把这样一个相对贫困区建成“三湘第一区政府”，是“勒紧裤腰带穷摆阔”，[30] 而“摆阔”的代价最终自然是当地老百姓来承担。各地楼堂馆所消耗了大量地方财源，而老百姓却没有得到分文好处。2007年4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审计署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项目清理工作的通知》，详细规定了各级党政机关办公楼的规格。[31] 事实上，即便按此规格，中国的地方政府办公楼的豪华水平已经赶超许多发达国家，[32] 而我们的人均GDP在世界排名还在100名之后，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5。
如果说地方政府的办公楼豪华阔绰，那么地方工程也往往是规模浩大，完全不顾纳税人资金的成本效益。南京十运会容纳7万人的体育场只有在110米栏比赛时才近乎饱满，但那只是缘于奥运金牌得主刘翔的名人效应。比赛一结束，看台马上连1/3的上座率都达不到。[33] 中山陵花20万元建成的一个豪华公厕没有使用，就被拆除。[34] 甘肃省玉门市新城区的世纪广场位于新建成的市委办公大楼前方，占地7万平方米，广场总投资近700万元。2005年10月，两年前刚投巨资建成的广场因领导认为标准还不够高，又扒掉地面重新建设，其新建总投资达1500万元，玉门市为此负债超过一亿元。长期负债建设造成拖欠工程款数额不断增加，导致施工协议无法执行。由于建设资金不足，旧账未付，新欠又来，形成建设靠垫资、养护靠赊欠的恶性循环，农民工工资拖欠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作为一个人口不到19万的县级市，这种做法实在是劳民伤财。[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