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面对整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卡特总统在1978年就解除了对航空工业的管制，并又于1980年解除了对卡车运输行业的管制。而1980年当选的里根总统更加强化了这一思路，明确提出了“解除管制（Deregulation）”或“放松管制”的经济复苏方案，并敦促国会于1981年颁布了《经济复苏税收法令》。依据该法令，联邦政府在三年期间内将税率减低25%。这一法令导致联邦政府在短期内出现财政赤字，以致社会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也大幅裁减，环境保护的监管标准被放松。[26]此时，美国政府对于国内事务的行政职能有一定的缩减，如里根总统时期“州际商业委员会”被废除。
但是，美国总体的行政规模并没有大幅的缩小。主要原因在于里根总统时期行政职能在国际事务中又进一步扩张。里根总统时期，军事开支达到了二战后的最高水平；而乔治·H.W.布什总统将“老兵管理局”升格为内阁的组成部门，也是为了解决海外战争导致的相关问题。[27]总之，行政国家依然强大。当然，这一时期，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管制行为的司法审查密度有所加强，司法权对行政国家的控制作用加大。
（五）“政府再造（Reinventing Government）”时期：“再管制”（Reregulation）与管制方式的转变
这一时期大致从1992年克林顿总统当选至今。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加入WTO，这种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使得美国政府可以依据这些国际条约来强化对国内事务的管制权力，由此联邦政府在许多领域重新实施管制。如国会1994年国会通过福利改革案，重新对许多社会福利进行管制；加入WTO之后，联邦政府开始采取给农业补贴的方式进行再管制；当然，最显著的变化是环保署关于空气质量监管标准的提高。[28]而“911”事件之后，乔治·W.布什总统则大大加强联邦对国内安全的职能。2002年11月，国会颁布法令创设国土安全部，作为内阁的十五个部之一。旨在防止自然灾害和恐怖袭击。2003年，联邦国内安全的开支从上一年度的大约200亿美元增加到400亿美元。[29]
但是，随着行政法治的发展，“再管制”的实施必定要求管制方式的更新，改变以往政府管制行为中的资源浪费、无效率、愚蠢的规制和不必要的规制等问题。鉴于此，克林顿总统于1993年打出“政府再造（Reinventing Government）”的旗帜。之后，“协商式立法”管制方式和“软法”（Soft Law）管制方式相继出现，成为独立管制机构非常重要的管制方式。[30]
三、行政国家的理论内涵
美国行政国家的历史演进是一个社会变迁的故事，也是一个法治变迁的故事，它存在于一个快速成长的关于行政国家的学术知识体中。这些学术化的知识理念与历史的真实演进相互关联又相互印证，协同充实并发展了行政国家的理论内涵。在法治国家的基本框架内，笔者将它提炼为理论基础、外在维度、内在结构和基本要素四个方面。
（一）理论基础：“四象之争”
行政国家为何产生？这是追本溯源的根本问题，也是其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来源。美国学者一般从四种理论路径去论证，各执一词，可谓“四象之争”。
1.公共服务国家的发展所致。
该理论认为，公共服务国家的观念先于管制国家产生，但却又相互纠缠交错，实质上它与管制国家是“先来后到，一体两面”的关系。如行政学学者阿里斯·伯克（Ernest Barker）认为，回到1660年，“那时国家不被认为是一个法律联合体，它是在一个共同的系统中将权利和义务联合，这些义务要求履行公共服务。” [31]而美国宪法的“前言”所确定的促进“总体福祉”，本质上就是一种公共服务，具体包括“确立正义，确保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等内容。一个政府被赋予这些职责，以这样一种方式被概念化，将几乎不可避免地发展为一个巨大的行政组织。同时，公共服务与国家管制是相互交错的。当一个政府从事提供公共服务，它可能也从事管制。也就是说，作为管制工具的国家这一概念存在于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这一概念范畴之中。[32]
2.社会压力导致政府扩张。
该理论认为，社会压力主要是指工业化引发的人口集中、教育提升和裁决经济冲突等需求，导致政府开支的扩大，它们构成了行政国家兴起的“外因”。最知名的关于行政国家兴起的外在压力的解释路径被包含于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尔（Adolph Wagner）的理论中。他认为，当工业组织规模的增长导致低效率运营公司从经济生活中消失，政府或者通过控制私企或者通过接管财产或代管企业的方式干预经济，其目的是保持社会稳定。而诸如教育提升等社会需求，要求服务提供方承担巨大成本和享有集体收益，政府常常被要求提供这些服务。[33]
3.现代官僚组织的特性决定。
该理论认为，现代官僚组织的特性主要是指“帕金森（Parkinson）定律”导致行政机关的自我扩张，它构成了行政国家兴起的“内因”。帕金森（Parkinson）预测官僚组织中员工数量以5.17 %至6.56%的速度逐年增长。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被提升到他所不能胜任的职位层次。而由于他不胜任更高层次的职位，所以必然导致增加人员来干他所干不了的事情。[34]
4.美国自身特殊性的因素（Idiosyncratic Factor）影响。
该理论的主张者主要为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Q .Wilson）。他认为，具有美国特质性的原因有邮政机构、军事机构的大幅扩张，总统所属政党在国会两院占多数和经济危机，它们构成了行政国家兴起“特殊性”。[35]比如，自1816年至1861年，联邦政府执行机构中的文官雇员增加了将近8倍（从4837人到36672人），但86%的增长是邮政服务机构增加的结果。[36]二战前，军事建制的人员不断增长，战争部成为联邦政府的最大部门。自二战后起，仅国防部的雇员就占了联邦文官雇员总数的近三分之一。[37]而且，威尔逊认为，管制性的机构在四个主要时期被创设出来：1887年至1890年、1906年至1915年、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在这四个时期中，一个时期是经济危机，其他三个时期都是总统所属政党在国会中上下院占绝大多数席位，立法与行政的分权结构被一定程度破坏。[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