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证宜定位为证人的权利
关于何谓权利，中外法学界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自由说”、“利益说”、“可能性说”、“手段说”、“能力或资格说”等。（注：“自由说”认为权利是自由，“利益说”认为权利是利益，“可能性说”认为权利是可能性，“能力或资格说”认为权利是能力或资格，“手段说”认为权利是手段。各种观点的具体内容，参见李龙主编：《法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187页。）以上各种学说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权利的某个或某些因素，包含着对权利的真理性认识，但同时又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比较上述各种学说，笔者认为，“能力或资格说”相对较为科学和合理，因而赞成“能力或资格说”。“能力或资格说”认为：“权利是指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自己这样行为或要求他人这样行为、不这样行为的能力和资格。”（注：李龙主编：《法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页。）从这一观点不难看出，权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自主性，即权利主体对于是否行使某项权利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也就是说权利主体可以行使某项权利，也可以放弃（不行使）某项权利，并且权利主体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可以请求国家予以保护。这也正是权利与义务的重要区别。
笔者之所以认为作证应定位为证人的权利，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
1.将作证定位为证人的权利符合客观事实。从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刑事证人作证行为的现实来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既可以选择作证，也可以选择不作证，这说明我国刑事证人的作证行为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而自主性正是权利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尽管作证目前从法律规定上看是证人的义务，但事实上却是证人的权利。既然《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证人作证行为的定位是名不副实，那么就很有必要为刑事证人作证行为正名，还其权利的本来面目。
2.将作证定位为证人的权利具有宪法依据。1982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的自由。”所谓言论自由，是指公民享有通过言论发表意见的自由。既然公民有言论的自由，那么公民对自己是否发表言论就有自主性。也就是说，公民可以发表言论，也可以不发表言论，发表与不发表言论都是其权利。具体到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即表现为刑事证人有作证与不作证的自主权，其他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等不能干预；否则就侵犯了证人的言论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