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参见王氏《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
《礼记·乐记》：“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礼记·燕义》：“若有甲兵之事，则授之以车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司马弗正。”其所谓“法治”是指依法治事（治乐、治军）。《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说，“赵奢者，赵之田部吏也。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史记·蒙恬列传》中说：“（赵）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其所谓“法治”是指以法治罪，是君王或君王所派遣的官吏以法治人（主要是以
刑法惩罚人）。
《汉书·梅福传》：“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绪，犹以乡饮酒之礼理军市也。”《汉书·张敞传》：“秦时狱法吏冠柱后惠文，武意欲以
刑法治梁。”其所谓“法治”是用法治世、用法治民。
《礼记·礼运》：“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礼记·曲礼》：“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乐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按《礼记》之意，礼承天道、治人情、定亲疏、别同异、决嫌疑、明是非、定君臣、位贵贱，礼之成制，很类于今天的
宪法和法律。《荀子·王霸》：“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均平，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荀子的“礼法”应该包括
宪法和法律，其“礼法之大分”很类于今人所说的“法治”。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1988年版。
从甲骨文字字形看，“王”应是站立于地上的“大”或“天”。参阅姚光孝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46-1261页。
《尔雅·释诂》：“林、烝、天、帝、皇、后、辟、公、侯，君也。”郝懿行《尔雅郭注义疏》：“天与帝俱亦训为君者，天、帝俱尊大之极称，故臣以目君焉。《易·说卦》云：‘乾，为天为君。’《左氏·宣四年》传云：‘君，天也。’《鹖冠子·道端篇》云：‘君者，天也。’是皆以君为天之证。古者称君或言‘昊天’，或言‘天王’，或言‘天子’其名异，其实同也。《说文》云：‘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也。’《风俗通》引《书大传》云：‘帝者，任德设刑，以则象之，言其能行天道，举错审谛。’《谥法篇》云：‘德象天地曰帝。’是帝本天之号，又为王者之称。故《诗》‘上帝板板，上帝甚蹈’，《毛传》皆以‘上帝’为王矣。”所谓炎帝、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都是指王天下的君主，非西方人意识中的上帝。夏商周人谈帝或上帝，很可能只是在上之帝王或上代之帝王，与后世所谓皇上或先帝，应无太多不同。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据《史记·封禅书》所述秦国祭祀白帝、青帝、黄帝、炎帝，即认定黄帝、炎帝与白帝、青帝属一类，乃作为天神之四方上帝，其后被伪史作者从中分出以做上古人王。我认为，《封禅书》这一内容只能说明秦国祭祀中黄帝、炎帝与白帝、青帝并为四方天神之上帝，但先有了人王之黄帝、炎帝，后幻造出白帝、青帝与此相并，还是黄帝、炎帝、白帝、青帝同时幻造，而后拈出黄帝、炎帝作为人王，实在难以据之断定。
《大戴礼记·帝系》：“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黄帝产元嚣，元嚣产蟜极，蟜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蟜牛，蟜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敖。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史记索隐》：“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案：国语云‘少典娶有蟜氏女，生黄帝、炎帝’。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史记集解》引谯周曰：“（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引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史记索隐》：“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大戴礼记·帝系》：“黄帝居轩辕之邱，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大戴礼记·帝系》：“帝喾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原，氏产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简狄，氏产契；次妃曰陈隆氏，产帝尧；次妃陬訾氏，产帝挚。”陈隆氏应为陈锋氏之异写，但上妃（元妃）有邰氏之子后稷和次妃有娀氏之子契未成为帝位继承者，应该皆有其原因。《史记·周本纪》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史记·殷本纪》说：“殷契，母曰简狄，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据此，帝喾应该是不认弃和契为自己亲生之子。所以位次第三的陈锋氏之子尧应该被帝喾视为嫡子，因而其最终继承帝王之位应该被看做符合嫡脉继承之制。
弃和契虽不被帝喾视为己子，依然有一定地位，能成为帝王之重要辅臣。《史记·五帝本纪》：“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舜曰：弃，黎民始饥，汝后稷播时百谷。舜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驯，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另，《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皁游。尔後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史记索隐》据左传认为，“秦、赵宜祖少昊氏”，是少昊氏之后。《史记正义》引《列女传》“陶子生五岁而佐禹”及曹大家注：“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认为大业是皋陶。因此，大费也就是伯益（参见《史记索隐》）。无论秦国是帝颛顼之后裔还是少昊之后裔，无论大业是否皋陶，大费是否伯益，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女修未嫁而生子，且子孙繁延，后世极其昌盛。黄帝后裔中的这一特殊支脉中的贤能之士亦可成为帝王的重要辅臣。
参阅马驌《绎史·世系图》所编列之上古帝王诸侯世系图表。马驌《绎史》，王利器整理，中华书局2002年版。
杜佑《通典·食货·历代盛衰户口》记述：“三皇以前尚矣，靡可得而详也。孔子称尧曰大哉，舜曰尽善，禹曰无闲。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故君臣歌德，含气之类，各得其宜。禹平水土，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涂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盛，执玉帛者万国。男女耕织，不夺其时，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积，私家有九年之储。及其衰也，弃稷不务，续有有穷、孔甲之乱，遭桀行暴，诸侯相兼，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方于涂山，十损其七。其后纣作淫虐，厚赋以实鹿台，大敛以积巨桥，人庶苦而无憀，天下去之。周武王致商之罪，罔有敌于我师，一戎衣天下大定，垂拱而天下治，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又减汤时千三百国，人众之损亦如之。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万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极盛也。及昭王南征不还，穆王荒耄，加以幽之乱，平王东迁，三十余年。庄王十三年，齐桓公二年，五千里外非天子之御。自太子公侯以下至于庶人，凡千一百八十四万一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后诸侯相并，尚有千二百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更相征伐，奔走不保社稷者，不可胜数。齐桓救其难，孔子定其文，至于战国，存者十余。于是纵横短长之说，相夺于，残人诈力之兵，动以万计。伊阙之败，斩首二十四万。长平之战，血流漂卤。周之列国，唯秦、楚、燕而已。齐及三晋，皆以篡乱。卫虽得存，不绝如线。然考苏、张之说，计及山东六国戎卒，尚逾五百余万，推人口数尚当千余万。”
皇甫谧《帝王世纪》中说：“及禹平水土，还为九州，今《禹贡》是也。是以其时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定垦者九百三十万六千二十四顷，不垦者千五百万二千顷。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有12233062户，59594978人。《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的西汉户数和口数为：“民户千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
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全国有4279634户,21007820人。据《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注引伏无忌所记。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所知也。”注：“三后，夏商周。”孔颖达疏：“正义曰：从周而上故数三代。三代子孙自有为国君者，言其贱者为庶人也。”
《商君书·更法》：“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在商鞅看来，礼只是便事的工具，只要以爱民和强国为理由，祖宗之法，传统礼序，一概可以抛弃。五霸虽不同法，但三代本来同礼，商鞅歪曲历史、虚化历史的目的，是要推行他的核心主张：壹赏、壹刑和壹教。《商君书·赏刑》：“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壹”就是统一标准，即统一赏罚和教令的标准。对任何人都按统一的标准规训和赏罚，于是国君之下人人平等，无亲疏远近，无尊卑贵贱，礼序彻底消解，法序遂行建构。
《史记·周本纪》：“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十二年，鲁武公来朝。宣王不修籍於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王弗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谏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听，卒料民。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湦立。”
《国语·周语上》：“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王治农于籍，搜于农隙，耨获亦于籍，猕于既烝，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不谓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恶事也。临政示少，诸侯避之。治民恶事，无以赋令。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废灭。”
《周礼·司民》：“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似乎周制中有人口统计制度，但这可能只是（战国或汉代）儒者的构想。
早于商鞅的管仲已有什伍编民的理论和实践。《管子·立政》：“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管子·禁藏》：“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法令为维纲，吏为网罟，什伍以为行列，赏诛为文武。”《管子·度地》：“令曰：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其不为用者辄免之，有锢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并行以定甲士，当被兵之数，上其都。”尽管《管子》所述不一定即是管仲的言行，但我们亦难以否定管仲有编民入户的理论和实践。
参阅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统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杜正胜：《“编户齐民论”的剖析》，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之《政治与权力》卷。
睡梦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修订第3版，第120页。
据孟子言，周朝之诸侯爵禄之制到他那个时期已不可得闻其详，因周衰之后“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见《孟子·万章下》。
《孟子·万章下》：“（齐宣）王曰：请问贵戚之卿？（孟子）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朱熹《孟子集注》：“大过，谓足以亡其国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亲戚之贤者。盖与君有亲亲之恩，无可去之议。以宗庙为重，不忍坐视其亡，故不得已而至于此也。”
例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
秦始皇泰山封禅，其峄山刻石之文中曰：“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贾谊《新书·过秦》。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时贾生年二十馀，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於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贾谊《新书·时变》：“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耰鉏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虑立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念罪非有伦理也，其不同禽兽懃焉耳。然犹并心而赴时者，曰功成而败义耳。蹶六国，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不知守成之数，得之之术也。悲夫！”
当刘邦坐定了朝堂，叔孙通编定朝仪之法，使皇帝威风得以彰显之时，刘邦大发感慨：“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史记·萧相国世家》：“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书·
刑法志》：“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贾谊《新书·藩强》：“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王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强，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国比最弱，则最后反。”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晁错者，颍川人也。学申商刑名於轵张恢先所，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云言景帝曰‘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非久长策，不便，请削之’，上令公卿云云。”
贾谊《新书·藩强》：“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