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序的特性及其挫折

　　这里所说的法序，是礼序消解过程中，按君王的统治需要而建构起来的依法治民的社会秩序。作为君王治理臣民的“法治”的基础的这种法序，维护的是君王治理臣民的社会秩序。君王设官择吏以为自己的耳目臂膊，官吏秉承君王意志，执行君王法令以治理人民。人民违法则受罚，建功则获赏，官吏胜任则受赏，渎职则受罚。官民之间没有固定的界限，有功则民可为官，有过则官即为民。到了韩非子为秦王政提供法术势的一套理论，一君在上万民在下之势更显分明，从将相到士卒的工具化，使法序社会的特征彰显到极致。

　　礼序衰微，法序生成，体现于当时的制度建构，是实行编户齐民制、客卿制和郡县制。

　　（一）料民、编户和齐民

　　《史记·周本纪》记述周宣王一生，仅录其三件事（即位、逝世除外）：不籍田，败绩于姜氏之戎，料民。料民发生于战败之后，且与战败有关，即“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19]

　　所谓料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清查统计人口数目。周宣王料民的用意可能有不信任职官之嫌。但其大臣仲山父反对料民的理由却道出了从黄帝到周代，帝王无需料民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策略。[20]帝王并非无需掌握人口情况，而是人口情况由不同职司分类统计。孤儿和死亡者由司民统计，封族赐姓者由司商统计，兵士由司徒统计，罪犯由司寇统计，职官由牧统计。这样分类统计的制度安排源于人分等级的社会礼序。破坏这样的分类统计制度而由帝王不分类别地计算人口数量，无疑会导致人的礼序等级的丧失，所以仲山父强调，这样的料民“害于政而妨于后嗣”。

　　周宣王毕竟还是个想有所作为的帝王，到了他的儿子周幽王，除了玩乐，一概不想，料民之事自然废弃。但这毁礼害序的“料民”却成为诸侯们壮大自己的有效手段。诸侯料民史书乏载，但诸侯开始实行的编户制度，无疑是以料民为基础的。[21] 秦孝公六年（前356年）行商鞅之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史记索隐》说：“刘氏云：五家为保，十保相连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将民按户编保，应该就是编户，编户上籍，就是《管子·禁藏》所谓“户籍”。[22]编籍民户，然后才可能实行连坐制度。而民户中有二男子必须分家析户的制度建构，则要求管理者不仅了解户数，还必须了解各户之人丁。所以这样的编籍民户的制度，其基础必然是料民，即对人口数量的清查登记。

　　商鞅改革最重视的是齐民。所谓“齐民”，到了汉代，指的是地位齐等之人民。《史记·平准书》说：“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集解》引如淳曰：“齐等无有贵贱，故谓之齐民，若今言‘平民’矣。”但在春秋战国之时，齐民应当另有所指，可能应该指使民等齐而抹去贵贱，即商鞅所强调的去强。“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商君书·去强》）消除贫富，消除贵贱，从而消除礼序等级，自然达到齐民的目的。所以，齐民是一种措施，是一种过程，商鞅法制中的“去强”正是齐民的重要措施和重要过程。[23]

　　为了齐民而编户，编户成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编户图册遂成为诸侯最重要的档案材料。对于编户档案，从国君到县吏，都知晓其重要性。所以，秦《效律》规定，官吏登记人口差错一户以上，便是犯“大误”。[24]因此，做过县吏的萧何很懂得人口统计资料的重要性，他进入秦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搜集秦朝的律令图书，其中包括编户图册。其后“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史记·萧相国世家》)

　　（二）任用客卿

　　黄帝以来，嫡长继帝位，亲族出辅臣，公侯伯子男，皆按宗亲定序；卿大夫士，也主要从宗亲中选择，即使非常时世需要另择辅臣，也需仁德为先，贤能兼具。但周室衰微之后，诸侯坐大，先是君臣尊卑错位，然后诸侯择臣更是不顾礼序，且不论德性，只择贤能。齐桓公称霸，端赖管仲治齐有方，但管仲富于才而乏于德。秦孝公用商鞅，秦王政用李斯、赵高之辈，更是只重其能，不论其德。孔子、孟子不被信用，鸡鸣狗盗或成养士，皆是这方面的例证。

　　诸侯用人对于礼序构成的最大冲击，是客卿的任用。秦孝公为了强国，下诏求天下贤能之士，因而任用了众多客卿。商鞅就是一位客卿。客卿辅政，从任用者君王一方面看，是打破了宗亲辅政的礼制；从被任用者一方面看，不辅佐本国君主而辅佐敌国君主，是败坏了君臣的礼义。钱穆《国史大纲》中说：“秦之强，得东方游士（客卿）之力为多，商鞅、张仪、公孙衍、甘茂、范睢、蔡泽、吕不韦、皆东方人也，彼辈皆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25]所谓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是今人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应该是这些人背叛了礼序，趋附于强权，并促使强权进一步壮大，从而使法序取代了礼序。当然，礼序解构是当时社会之大势，当周王朝廷已无力统治天下，当天下诸侯各逞其强，即使是以恢复礼序为己任而致力于兴灭国、继绝世的孔子，亦曾周游列国，试图到鲁国之外寻求可辅之诸侯。所以，客卿之兴乃时世之必然。我们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秦孝公之类君主之所以重用客卿的目的和任用客卿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