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礼序的破坏和法序的建构

　　从黄帝到周代，礼序维持二千余年。周代后期礼序之所以逐渐衰败破坏，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是基于人口繁多之后宗亲伦序的复杂化和模糊化，并由此而造成礼序之亲序基础的丧失。

　　杜佑《通典》中说，上古中国，在三圣之世，君臣歌德，诸侯万国，九州安定，人口繁荣，禹时人口已有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余。其后万国并减，汤时十损其七，余三千余国，周初不只一千八百国，其最盛时人口才一千三百七十万。平王东迁，人口减少，不只一千二百万。春秋到战国，诸侯互灭，仅存十余国，人口一千余万。[13]杜佑的数据主要源于皇甫谧。[14]皇甫谧卒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其所生活的时期远距夏代数千年，距战国六七百年。他的说法只是推测，可做参考，难以证实。

　　其实，邦国减少主要因为邦国的兼并，即大邦国并吞小邦国，强邦国并吞弱邦国。夏商时万国并减，从万国到三千余国，再到一千八百国，即使这些数字有据，也不应该是原有小邦国不复存在，应该是小邦国并入了大邦国之中，而仅以大邦国计数。周初封建，更是使许多小邦国并入诸侯国。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诸国之下其实存在许多原先的邦国，只是这时已成为卿大夫之采邑。到了春秋战国，诸侯仅存十国，更是兼并之结果，且由邦国而成的采邑复又改成了郡县。所以，从黄帝时期到春秋战国，“万国”虽减而又减，但城邑应该是不断增多的。

　　周代前期社会秩序有较长的稳定时期，二百余年没有大的战争和动乱，这期间人口繁殖应当数量庞大。但西周结束东周开始，社会秩序逐渐混乱，春秋战国数百年，动乱不止，战争频繁，杀戮不已。梁启超推测，战国七雄共有兵员数量大约七百万。“由兵数以算户数。据苏秦说齐王云，临淄七万户，户三男子，则临淄之卒可得二十一万。是当时之制，大率每户出卒三人，则七国之众，当合二百五十万户也。由户数以算人数，据孟子屡言八口之家，是每户以八人为中数，则二百五十余万户，应得二千余万人也。此专以七雄推算者，当时尚有宋、卫、中山、东西周、泗上小侯及蜀、闽、粤等，不在此数。以此约之，当周末时，人口应不下三千万。”（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十）这三千万人口是数百年动乱战争的劫后所剩，周代和平时期的人口数量应该比这个数字大得多。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其后的中国历史中的人口变化来做类比推测。西汉社会有两百年的稳定，其人口数量一度增至近六千万[15]，但西汉末年战乱，五十年间人口锐减三分之二，东汉初年人口只剩下了二千余万[16]。东汉社会两百年稳定，人口最盛时又达到五千多万，但东汉末战乱，经三国到西晋初，全国人口又只剩下一千六百万。据此，我们可以推断，经过五百余年动乱和战争之后的战国末期还剩有三千万人口，说明西周盛时的人口数量应该超过五千万。

　　如此数量庞大的人口，对于地域广大的中国来说，并不足以构成资源匮乏的危机。以当时的自然资源，应该是随着人口数量的大增，带来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和人类知识的不断丰富。这一点，后世的器物考古可以提供一些证据，而春秋时期兴起的文化繁荣和哲学繁盛，更是一种有力的证明。春秋时期的历史情况说明，随着社会人口数量的增大而出现的，一方面是诸侯国势力增强，有能力扩张而侵吞其他小的诸侯国，大的诸侯国也可分裂而成多个新的诸侯国。诸侯坐大，向上对抗周王朝廷，则是礼序解体的最关键的因素。所谓“礼崩乐坏”，最显着的体现就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而不再由周王朝廷控制。另一方面是帝王诸侯之后裔普遍沦为众庶[17]，社会文化亦由帝王诸侯的宫殿移入庶族平民的社区，出身庶族的寒士亦能掌握最高层级社会知识。

　　孔子属于士一阶层，但他能掌握最高层级的文化知识。他又兴办私学，教育那些地位与他相似甚至地位比他更低的士人的子弟，使他们成为高层级的文化知识的掌握者。按照社会礼序，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这类人可能祖上是贵族，但到他们自己，已是支庶之支庶，其社会层级地位都不高，但他们在文化知识水平上都处于当时社会的最高层级。这不能不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新情况，新变化。尽管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人士所思所教是要恢复社会的礼序，但他们在社会中下层普及文化知识，倡导道德修养，培育治国精神等本身，无疑促进了原有的礼序社会的解体。儒学的进一步发展还促进了法家学说的理论化、系统化和严密化，当韩非子的学说帮助秦王赢正强大秦国时，法家的努力借助君王的威势使得上古中国社会的礼序彻底地毁坏。

　　商鞅和韩非出生于贵族，应该属于礼序社会中的较高层级，但时至战国，他们已不能凭藉原来的礼序维护自己的层级地位。他们与低层级知识人一样，不得不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获得理想一点的社会地位。而那种使他们成功的智慧恰恰彻底地摧毁了原先维护他们高层级地位的礼序及其制度。[18]

　　礼序本源于亲序，但世代传承太久，家族繁盛，人口太多，嫡长一脉与支庶臣民之间距离越来越远，亲缘意味越来越淡薄。亲序基础淡薄以致丧失，礼序就成为仅是源于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当庶民不再能感觉到帝王公侯与自己存在亲缘，当帝王公侯已不明白自己的权位来源于宗亲血脉，帝王公侯就不再把庶民视为子弟，庶民也不再认为帝王公侯之地位来源正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秦末庶民造反者的这种质疑是礼序毁坏后的产物，但王侯将相之种脉的中断实源于作为礼序基础的亲序的湮灭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