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其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一规定表明，我国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审查的对象和内容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审查的范围怎样，或者说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能够达到何种深度或强度，这是一个司法审查的标准问题，标准过于宽松或者过于严格都不可取，若法院一味尊重行政机关的结论，则审查难免流于形式，反之若法院对每个问题都重新进行审查判断，无疑又会牺牲行政机关的优势，在我们身处的行政国时代，面对极易“越轨”却又不可或缺的广泛而强大的行政权，司法审查所采用的标准应当是宽严适度的，这样既能实现对行政权的有效控制，又能为行政权的运作留下必要的空间[①]。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证据不足的；2、适应法律、法规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职权的；5、滥用职权的。……”这一规定表明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范围在五个方面，即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存在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的情况。显然只有行政主体作出了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我们才能从这五个方面去考察其合法性，这是对“作为”的审查标准，一旦行政主体“不作为”或“不履行法定职责”影响到相对人的权益起诉至法院，那将如何确定其合法性审查标准呢？虽然《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还规定：“……（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但该规定只对判决方式作出了一定的规定，对如何审查“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没有界定，因此对行政不作为的合法性审查相关问题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