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如果不能在各州保证同样的有效性，那么环保执法的平等就将受到损害。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各州人民有权获得联邦对环境质量的平等保护，各州也应该在环境执法力度均等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争。如果联邦放弃执法义务，那么各州的环保执法力度必然参差不齐，各州公民在统一环保法面前的平等权利也将受到伤害。虽然平等保护未必意味着联邦必须包办一切，但是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确实意味着联邦必须实质性地参与执法。因此，虽然各州执法有助于降低成本，但是未必能为各州公民保证大致同样的环境质量。

　　2．生产安全

　　执法效率和成本之间的潜在冲突同样体现在矿产规制领域。如果全部由联邦执法，势必造成联邦行政机构的扩张和低效率。一个例子是美国联邦《表面采矿法》(SurfaceMiningAct)。该法在理论上运用了合作联邦主义原则，尝试将全国环保标准适用于独特的地方情况。西弗吉利亚州的采矿条件和怀俄明或蒙坦纳的贫瘠地方是不一样的。但实际上，合作联邦主义的伙伴关系并没有发展起来，结果是联邦优占了各州对采矿的调控。然而，事实最终证明联邦调控成本巨大，往往超过了收益。由于联邦要求在全国“一刀切”，许多规定并不适合地方需要，例如联邦要求煤矿开采处建造沉积池，以控制矿区塌陷(runoff)。这对于肯塔基来说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对于怀俄明这样的干旱地带就是多余的。[22]因此，联邦和各州的合作有助于联邦规则以合理的方式适用于各地，并节省行政成本。

　　另一方面，联邦统一执法对于保障安全生产来说还是必要的。20世纪前30年代，美国煤矿每年平均事故死亡2000多人，直至1950年代才下降到千人以下。进入1990年代后，伤亡人数进一步减少：1990年死亡66人，2000年死亡40人。[23]美国煤矿业之所以能在提高其生产效率的同时明显改善安全状况，主要归功于加强立法和监管、改善煤矿业的市场配置化程度。1910年，美国设立了矿业局，其基本任务是制定安全标准、监督生产、加强检查、调查处理事故并进行安全生产方面的研究。1913年，美国成立劳工部，其主要职责包括安全生产管理。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颁布了第一部联邦煤矿安全法，规定由内务部矿业局对煤矿进行监督检查。1968年，弗吉利亚州法明顿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78人死亡。迫于舆论压力，美国政府制定了新的《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是美国历史上最严格和最全面的煤矿安全法律，于1969年底实施。1977年，国会对该法进行重大修订，增加了金属与非金属矿山安全内容，并建立了独立的安全监察部门——矿山安全与健康局。一般认为，矿山安全与健康法的实施标志着美国煤矿生产进入事故低发阶段。在1993-2000年的8年间，整个煤炭行业没有发生过一起死亡3人以上的事故。[24]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一直保持高度独立。联邦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监察员必须具备煤矿和现场工程师的资格，不得与煤矿存在任何隶属关系。各地的联邦安全检查员每两年必须轮换对调。任何煤矿发生三人以上的死亡事故，当地联邦及州政府安全检查官员都不得参与调查处理，而必须由联邦从外地调派安全检查员进行事故调查。可能引起伤亡事故和危害矿工健康的严重违规行为责任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严重违法或违法程度虽轻但导致人员伤亡的个人和公司将被判处高达25万和50万美元罚款。即使未造成严重后果，政府督察人员在进行初步调查后将责任人交由司法部门起诉审判。同时，联邦政府对保证煤炭生产安全的资金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联邦政府每年都要批准矿山安全与健康局的财务预算，并由矿山安全与健康局强制执行。2000年，该预算资金额度为2.3亿美元。预算资金逐年增加，主要用于建立煤矿安全监察信息系统并更新安全与健康监察仪器设备。在独立而高效的联邦监察机构监督下，美国煤矿安全自然得到有效保障。

　　三、联邦干预和州际平等

　　联邦干预的另一类理由是保证区域均衡、实现州际平等，其典型例子有医疗保险和基础教育。当然，实现州际平等和防止底线竞赛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例如联邦对医疗保险的适当干预可以同时实现两个目标。和防止底线竞赛一样，州际平等虽然是授权联邦干预的正当目标，但是并不免除联邦和各州适当分工合作的义务。

　　1．医疗保险

　　如果说环境保护和生产安全具有显然的全国性影响，那么医疗保险等福利措施则主要是因为各州资源差异和“底线竞赛”问题而得到了联邦关注。除了州际贸易及其引发的跨区域问题之外，联邦集权的另一大动力就是平等化。平等化分为两类：州际之间的平等和个人之间的平等。在自然资源领域，某些平等化措施涉及联邦土地政策，例如铁路周围的土地授权和其它土地政策是为了促进西部的经济开发。19世纪的《家宅法》(HomesteadAct)为最贫困的公民提供免费土地，作为其发展的“第一桶金”。这些政策非常成功，使得西部和南部地区基本上和全国其它地区同样发达。[25]和加拿大的财政均衡政策不同的是，美国各州和地方不论贫富都可以从联邦分到收入，但不均衡的能源分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再分配问题。德克萨斯、阿拉斯加和怀俄明等少数州具有丰富的能源收入，阿拉斯加1985年从油气资源获得的年收入大约是50亿美元，[26]而绝大多数州并不拥有这些资源，并可能因为能源价格而遭遇经济贫困和财政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各州财富的再分配要求联邦采取更有效的财政均衡政策。

　　在个人平等化方面，为了解决管辖竞争问题，联邦通过了1913年的个人所得税宪法修正案和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在这个领域，各州同样面临着“底线竞赛”的压力。各州和地方一般不能实施慷慨的再分配政策，否则就会吸引穷人、赶跑富人。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有义务规定全国统一的福利标准。一个不算成功的例子是医疗保险，尤其是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险。在20世纪大部分时期，州政府主要负责公共医疗问题、规制医护人员和设备并维持公共医疗的行政基础设施，而联邦政府的作用仅限于某些具体的全国性政策，以及为发展各州层次的公共医疗所进行的医学研究提供财政支持。随着1965年制定医疗照顾(Medicare)和医疗援助(Medicaid)项目，联邦和各州政府的作用都得到显著扩张，政府成为医疗服务的财政支持和管理的主要参与者。通过Medicare项目，联邦政府得以对地方层次的医疗服务施加显著影响。虽然Medicare是在私人行业提供并取决于州的规制结构，联邦的费用返还政策和质量保证对项目的运行有重要影响，并为各州和私人行业经常复制。[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