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朱广新，《中国法学》杂志社编辑。
【注释】 Black''s Law Dictionary， Bryan A. Garner， editor in chief， 7 ed.， West Group， 1999， p. 570.
§90，美国《合同法重述》。
克劳德·D. 柔沃、乔登·D. 沙博：《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
19世纪后期，当交易性对价理论建立后，这种“过去的对价”不再被当作充分的对价。
Peter Benson， “ The Unity of Contract Law”， in The Theory of Contract Law， edited by Peter Ben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54.
Grant Gilmore， The Death of Contract，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0-21.
Oliver Wendell Holmes， The Common Law， quoting from a second source， Amy Hilsman Kastely， Deborah Waire Post， Sharon Kang Hom， Contracting Law，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96， p. 277.
Peter Benson， “ The Unity of Contract Law” ， in The Theory of Contract Law， edited by Peter Ben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56.
See E. Allan Farnsworth， Farnsworth on Contract， Volume Ⅰ，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0， pp. 63-64.
《重述》（第一次）第75条的规定：（1）允诺的对价是：A. 行为而非允诺；B. 容忍；C. 一种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D. 对待允诺，也就是用以交换另一个允诺的交易或所付出的代价。（2）对价应由承诺人或其他人向要约人或其他人做出。
即使在霍姆斯的交易对价理论几乎被普遍接受后，在卡多佐任法官期间，美国纽约上诉法院仍继续坚持自己的路线。在他担任法官的长时期里，卡多佐零散地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契约观点，尤其是广义的对价观点。卡多佐的对价观点对科宾产生了重大影响。参见Grant Gilmore， The Death of Contract，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68-69。
参见Grant Gilmore， The Death of Contract，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70。
吉尔摩认为，它们没有一个是以真实案例为基础的。参见Grant Gilmore， The Death of Contract，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71。
参见Grant Gilmore， The Death of Contract，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71-72。
吉尔摩认为，霍姆斯在对传统的“获益—受损”对价规则进行批判时，明显着意于提出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学说，而对普通法原状的陈述或者重述一点也不感兴趣。像说英语的任何法律人一样，霍姆斯通晓法律史——包括合同法的历史，但他在撰写讲稿以弥补普通法的不足时，对“对价”真实意义的分析几乎没有援引任何权威或者先例，而只是对那些普通的“说法”和“思想”作了即兴的论述。霍姆斯的想法始终未充分地被其他人在思想上接受。参见Grant Gilmore， The Death of Contract，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2-23。
Corbin， “ Recent Development in Contracts” ， 50 Harvard Law Rewiew 449（ 1937） .
Corbin， “ Recent Development in Contracts” ， 50 Harvard Law Rewiew 449（ 1937） .
参见P. S. Atiyah， Essays on Contract， Clarendon Press， 1986， pp. 79-80。
内田贵在“契约的再生”中明确指出，“对德国法学造诣深厚的富勒以肯定的态度引用了耶林的研究成果”。见内田贵：“契约的再生”，胡宝海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4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08页。在研究耶林对富勒的影响时，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不容忽视，由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富勒生前所有或使用的图书中，赫然陈列着耶林的《法律的目的》第一卷（1884）和第二卷（1886），富勒生前曾对这两本书做过很多旁注和插注。参见http： //oasis. harvard. edu/html/law00074. html。
参见内田贵：“契约的再生”，胡宝海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4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07页。
富勒、帕迪尤：“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韩世远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7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07页。
See Cohen， “ The Basis of Contract” ， 46 Harvard Law Review p. 553， pp. 571-589（ 1933） .
富勒在其论文中明确引用了科恩的文章，参见富勒、帕迪尤：“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韩世远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7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注释16，第429页。
E. Allan Farnsworth， Farnsworth on Contract， Volume Ⅰ，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0， p. 9.
确定性和确实性的理解，并非易事。威利斯顿为此而举的例证，也许能给出答案。A允诺赠与B1000元，以使B买车，如B确实买下车，那么，A应受其允诺的约束，因为这样的允诺具有“确定性”，可强制A履行其允诺。假使A允诺赠与B1000元，但未说明赠与物的用途，即使B信赖其赠与允诺而前往买车，A也不应受其允诺的约束，因为该允诺并未达到“确定性”。从此例证可看出，信赖必须具有合理和可预见的特性。参见杨桢：《英美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Dial v. Deskins， 221 Va. 701， 273 S. E. 2d 546（ 1981） .
参见E. Allan Farnsworth， Farnsworth on Contract， Volume Ⅰ，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0. pp. 145-146。
参见Grant Gilmore， The Death of Contract，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73。
Metzger & Hillips， The Emergence of Promissory Estoppel as an Independent Theory of Recovery， 35 Rutgers L. Rev. 472， 509-511（1983） .
参见Grant Gilmore， The Death of Contract，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73。
http： //www. waukesha. tec. wi. us/busocc/law/hoffman. html
参见Randy E. Barnett， Mary E. Becker， “ Beyond Reliance， Promissory Estoppel， Contract Formalities， and Misrepresentations” ， 15 Hofstra Law Review 443， 457（ 1987） .
参见Randy E. Barnett， Mary E. Becker， “ Beyond Reliance， Promissory Estoppel， Contract Formalities， and Misrepresentations” ， 15 Hofstra Law Review 443， 457（ 1987） .
Jay M. Feinman， “ Promissory Estoppel and Judicial Method” ， 97 Harvard Law Review 678， 680（ 1984） .
参见Phuong N. Pham， “ The Waning of Promissory Estoppel” ， 79 Cornell Law Review 1263， 1290（ 1994） .
马新彦：“信赖与信赖利益考”，《法律科学》2000年第3期。

第 [1] [2] [3] [4] [5] [6] [7] [8] 页 共[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