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例子可以用来说明本文的“扩展型”模型可以解决的实际问题。美国最高法院于1980年代下半叶审查了一系列有关州政府是否可以对“规制性”征收造成的损失只予禁止令救济（Injunctive Relief），而可以不予补偿的案件。例如南加州的一次大水冲掉了一个教堂的营地。洛杉矶此后通过了防洪条例，禁止教堂重建营地。教堂诉政府征收，要求补偿。州法院拒绝了补偿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认为如果规制性征收成立，就必须对这种征收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11]如果对“规制性”征收不予补偿，使得受到损害的所有者无法为规制过去造成的损害获得赔偿。这一方面由于不正义感造成受害方的消极成本，一方面鼓励没有成本约束的政府（因为不必补偿）未来进一步进行“规制性”征收，带来更多的预期消极成本，即（D＋J）的大幅上升。另一方面，对一块营地进行补偿的“和解成本”（S＋M）是比较低的：营地市场价格不高，且道德风险由于营地的用途限制（当地的规划限制案子中的地块只能作营地，而不能挪作他用——一般很难想象在一个孤立的教堂旁边进行豪华地产的开发）而较小。在这种情况下，补偿显然是改善社会福利的。
到底什么是“公正补偿”？美国最高法院一贯的立场是，衡量“公正补偿”的标准是财产原所有者承担的损失（the loss to the owner），而不是新所有者获得的利益（the gain to the taker）。[12]衡量损失的标准是财产被征收时的公平市场价值（fair market’value）。[13]政府无须为财产被征收以后的升值进行补偿。[14]
关键是，“公平市场价值”公平吗（is fair market value fair）？首先，公平市场价值显然不等于全部价值（full value）。后者不但包括市场价值，还包括财产所有者对财产的主观价值（如特殊感情等）。而市场价值是由边际所有者愿意接受的价格决定的。但是，许多所有者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边际所有者”：由于搬迁成本、感情依附、或财产对他们的特殊适用性（如特别靠近自己的上班地点）的不同，这些所有者并不愿意按市场价格出售自己的财产。以市场价值补偿仍然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因为超过市场价值的那部分“个人价值”（personal value）没有获得补偿。也就是说，如果公平市场价值是“公正补偿”的标准，“公正补偿”不等于“全面补偿”（full compensation）。此外，“公平市场价值”也没有包括搬迁成本、律师费、其他隐形费用（如公司搬迁后可能面临的各种损失）等等。种种这些成本，加上前面所说的“个人价值”的损失，使得以“公平市场价值”为标准的补偿显得并不充分。
为什么政府的补偿标准是“公平市场价值”而不是“全部价值”？后者不是更公正吗？这里的决定因素是有效性与合理性。市场价值是最容易、最客观，也是运用起来成本最低的标准。衡量主观价值没有客观标准，因而非常困难，且容易导致欺诈和新的不公平。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所言，“正是由于评估个人对财产的主观价值的实际困难，我们发现必须找到一个相对客观的衡量方法……本院于是一直用公平市场价格来衡量被征者的损失。”[15]采用“全面补偿”的另一个问题是产生：BRS意义上的严重的道德风险。如果对上述的私人价值、搬迁成本、律师费、机会成本等都进行补偿，财产所有者就有动机对财产进行过度投资，以及滥用上述各种成本，由此造成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的严重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