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我们也可以借用同样的分析框架来解构我国的盘查。从属性上看，我们习惯把盘查归类为一种警察强制措施，是一种即时强制形态。尽管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检查遇到拒绝时是否可以强制实施，但是，从实践的需求看，如果盘查遇到阻扰，当然是可以强制实施的。但是，我们也无须一味追求强制。盘查在实施过程中，只要当时情境许可，就完全可以（但不必然）进一步拆解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不妨先藏匿“强制”，彰显“柔性”，可以在拦阻之后，先试探征得相对人同意，进行盘问或检查，以消除警察怀疑。这样的调查形态在我国的行政调查理论上可称之为“任意调查”。如果遇到阻扰，当然可以顺势进入第二阶段，转为强制调查。

　　在任意调查下，尽管任何公民都有协助警察实施调查的道义上的义务，但是，并没有法律上的强制义务。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拒绝了警察的调查要求，也不会构成妨碍执行公务。警察通常也不以公权力的手段来处分被调查人的权利，也不得使用超过合理限度的物理上的力量，比如强行拉住或者非法拘禁被调查人，来滞留被调查人，让他接受调查。也不能以附带的行为事实上遏制当事人的意志。[25] 但是，警察在未达强制的范围内，为求当事人回心转意所为的说服功夫，仍为合法可为的行为。[26] 也正因为任意调查的基本特征是被调查人自愿放弃权利，而不是强制地限制或剥夺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因此，也称为“非权力的调查”。

　　当然，在具体的界限方面，美国和日本的解读是比较细腻的，对公民权利保障也十分敏感。其中的理论或标准可以拿来参考，但却很难完全适合我国目前尚属于粗放式的实践。因为我们在价值取向与社会认同上更倾向于有力打击违法犯罪，所以公众对盘查的力度与实施细节的容忍度相对要高些。

　　实践表明，通过任意调查，弱化盘查的生硬度，能够一定程度地润滑警察与相对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曾有一位北京地铁警察告诉我，他们发现某人携带的物品有嫌疑，一般也不直接进行盘查，而是“学雷锋做好事”，主动上前帮助提拿行李，通过触摸行李，观察当事人反应。如果仍然无法排除嫌疑，便征得当事人同意开包检查。他告诉我，当事人一般都会配合，实践效果很好。

　　四、治理的基本策略

　　很显然，行政裁量的治理，相对于行政裁量的控制，是一个更加宏大的话题，是一个更大范畴的综合复杂实践。它涉及的技术超越了直接针对行政裁量的调控方法，与政府的职能转变、手段的多样化等等发生了交错，涉及在裁量过程中可能与之发生影响、作用关系的方方面面的各种因素。

　　从我所阅读到的文献看，可以起到治理之效的策略包括：（1）我们上述已知的自由裁量控制技术；（2）通过立法剔除不必要的裁量；（3）随时代需要而动，将传统的一些政府职能不断社会化、市场化，其中依附在这些职能之上的自由裁量也必然随之转移出去；（4）积极探索和改变政府作业方式，建立新的决策模式，让行政行为不再单纯地、惟一地经由行政机关的裁量而作出。

　　其中（4）是最能引起行政法学者兴趣的，但又多半学者认为这属于手段更新，很少往行政裁量的角度去思考。其实，这种实践的基本目标是不断在政府权力中冲淡自由裁量的浓度、降低自由裁量的比例，把公众对自由裁量的不满转移出去。比如，积极引入经济激励，包括推行可交易的污染许可、征收环保税、向开发商收取基建费和环境影响费，以及在经济上激励卫生保健服务的供应者[28]；又比如，采取由当事人选择法律效果的规制方法，也就是对于某一特定的行为，设定若干个法律效果或者法律处理，由当事人自己选择其中之一[29]；再比如，加强权力（利）的竞争机制，用程序设计和制衡原理来解决裁量滥用问题。

　　当然，这决不是全部。伽利庚（D. J. Galligan）在他的裁量理论体系中，专门论述了能够对裁量行使产生约束（constraint）作用的各种因素，他把这些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更为实践性的（those of a more practical kind），另一类是更多基于价值的（those of a more value-based knid）。比如，效率和效果（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政治考虑（political considerations）；组织因素（organizational factors）；经济因素（economic factors）；任务属性（the nature of the task）；官员的道德水准等等（the moral attitudes of officials）。所有这些，在伽利庚看来，都会对行政裁量的行使产生约束作用。[31] 所以，所有这些，也都将可能成为治理行政裁量的思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