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治安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明显低于刑事犯罪，所以，在警察法上没有规定、也没有必要规定过多、太长的强制措施。在调查阶段对当事人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调查措施，不应该比最后作出的行政处罚还要严厉。这种理念本身没有问题，而且完美地体现了比例的思想。但是，客观上却造成了公安机关事实上后续强制手段的不足，有些涉及流动人口作案的案件不好办理。因为，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加剧。[7]原来的户籍制度对人的控制能力大为下降，公安机关对流动人口的信息情况的掌握也变弱，违法嫌疑人一旦摆脱公安机关的控制，就很难再缉拿归案。而逃逸几乎是没有成本的。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只不过是换个居住的环境与打工的地点。但是，在有受害人的案件中，案件的“夹生”极易引发受害人因不满而上访。而上访又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包括上级的不满与追查、行政内部的执法考评与责任追究，连锁循环中产生的压力最终又都落到了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身上。
这种由行政任务出发，经过目标管理、执法考评、内外监督与责任追究等多种制度的加总，形成了对机关与个人的执法风险与压力，直接关系着机关的荣誉、个人在行政系统中的发展、甚至待遇。这种循环运动，在现阶段却不时遭到因其他相关制度或者规则缺失的阻却，导致了运行梗塞。由此聚攒起来的压力，却又回流作用到基层和执法人员身上。
在挤压之下，在缺乏制度设计与创制能力的情况下，实践者就很可能会在制度之外寻找解决方法。实践的“条件发射”就很可能是，在盘查48小时之后，如果嫌疑仍然无法排除，或者无法及时结案，便就势转为传唤，变成盘查和传唤的交替使用；或者采取一些“土办法”，比如要求当事人在当地找保人、交保金，或者变相监视居住、限制行动自由等等。
在这里，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似乎变成了一种润滑剂，能够消除梗塞，让循环继续下去。而不确定法律概念无法根除的不确定性，又恰好为上述裁量偏差提供了很好的藉口。因为无论是当场盘问还是留置的四种情形当中，都充满了大量的无法准确界定的概念。
这种循环挤压现象在我国的行政执法实践中非常突出，也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在与民警的座谈和交流中，很多民警询问：是否对违法嫌疑人书面传唤到案的，就不能进行留置了？若询问后发现案情较为复杂或有其他违法行为，释放后，有可能再也无法到案，怎么办？之所以会提出这些问题，实际上也反映了办案人员的上述心态与焦虑。
（二）治疗
所以，对于这种偏差的校正，或许，我们还无法求助于任何我们所熟悉的控制机制。因为它与程序的正当性、司法救济的充分性、公众的参与性等所谓的治愈良方统统无涉。它的病灶无法用传统的裁量控制方法与技术来消除。即便我们祭起我们所擅长的合理性审查和比例原则，也只能是在个案之中实施微观的矫治手术，却很难影响全局，无法形成制度化效应。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对于制度的挤压，在我看来，最好的策略是释放、舒缓或转移。可以考虑的方案有二：
第一种方案是让公众理解制度的缺陷，并接受和容忍。但在当前，人们尤其注重实质结果正义，我们很难立刻扭转这种公众心理认同。这样的转变有待时日。但我们可以对执法绩效进行理性考评，不过分苛求执法人员，不把制度性偏差计算到执法人员个人身上，不因为受害人不理解上访而责罚执法人员。
第二种方案是加强对个人信息的掌控，通过网络实现共享。同时引入辅助控制手段，包括：（1）引入保证人和保证金制度。警察在法定期限内仍然无法排除当事人的重大嫌疑，而释放又会导致当事人逃逸的，可以要求后者交纳保证金和寻找当地的保证人。（2）建立信用担保制度。又可分两个部分，前部分是构建制度，包括建立身份证综合信息功能，汇集个人的生物识别、户籍（护照）、社会保障、开户银行、保险等信息；要求公民随身携带身份证，对不携带者，一经发现，予以处罚。后部分是发挥制度的功用，包括对于逃逸的当事人，可以通知银行暂时冻结或罚没其一定数额的财产；通过网上追逃，要求宾馆不得登记入住、用工单位不得录用、不得出入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