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的确很怀疑，在我国解决行政裁量的滥用就只限于这些“灵丹妙药”。我们凭藉这些推理、这些“拿来主义”，似乎还不足以真正发现中国的问题，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我们更需要、也更迫切要去做的，是在更加实在、更加具体的中国实践情境下来思考对行政裁量的控制问题。这是为了验证，更是为了发现问题、为了校正研究的偏差。
而且事实上，我总有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就是上述板块结构的稳定性，尽管很周延，但似乎也在禁锢着我们的思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戴维斯（K. C. Davis）的裁量理论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他所提示的第二种方案，也就是删除不必要的裁量（the elimination of unnecessary discretionary power），潜藏着一种可能发生的突变。因为，在戴维斯的理论框架中，他已经认识到行政裁量不是一个简单的控制问题，单纯的控制不能彻底解决裁量的滥用问题，必须超越一般意义上的裁量控制，去思考行政裁量的治理问题。这才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
尽管在我目光所及的有限文献中，我还无法考证戴维斯学说和后来的实践之间是否存在着承续，但从现象上看，现代行政法的实践的确拾起了这条线索，并走得很远，也很活跃，已经远远超出了戴维斯略显简单化的思维，而是走入了更为广阔的、生机盎然的治理之路。它把我们带入了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行政裁量的治理——这个让人激动的话题，也诱使我想在本文中做一点尝试，尽管可能只是浅尝辄止。
在本文中，我只想做一个实例的分析，一个小小的试验。在分析的样本上，我选择了警察盘查（stop and search）。我想通过两个引起盘查裁量偏差的情形，作为强有力的例证，证明我们已知的技术和策略远远不足以解决裁量偏差问题。因为行政裁量是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运行的，系统内的各种因素都可能对裁量发生作用，所以，解决裁量偏差，决不能只着眼于行政裁量的控制，而应该更加注意各种因素的影响。这样的追寻，必然会将我们带到一个更为广袤的、超脱传统的治理领域。
当然，这样的检材也必然决定了本文的研究不可能做到全面、系统地归纳、梳理行政裁量的治理理论。我的知识储备也无法让我系统地勾画出所有轮廓。我只能通过透视盘查实践，向大家揭示出校正裁量偏差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视角。由于“行政裁量的治理”这个话题和领域过于宏大，也由于我们对这类现象的认识还不够透彻，所以，我也不想急于给它下定义，只是笼统地把所有解决行政裁量滥用的方法、技巧与策略都归拢到这个概念之下。
二、制度性挤压与释放
过度的误差会变得不能容忍，这时我称之为偏差或者“滥用裁量”，是一种质变的形态。引发偏差的因素是多样的，形态也是多样的，我把它们分成两类：一是故意违法（有心之失）；二是误读法律而违法（无心之过）。前者如超期羁押、违法留置、刑讯逼供等等；后者像有些基层警察对口头传唤和盘查之间的区别认识不清，在实践中有误用。
对于很多的滥用裁量形态，偏差的原因很可能是在裁量过程（process of discretion）中发生了偏差，或者在目的（aim）与手段（means）上失去了比重，所以，我们可以依据比例原则（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合理性原则（principle of reasonableness）等利器去发觉、校正，甚至教育和预防。
但是，据我长期对警察盘查的留意观察，特别是利用到基层或者给警衔班讲座的机会，通过与基层警察、领导交谈，我发现，很多滥用盘查的形态却不是能够那么简单治愈的，有些滥用盘查形态，甚至是有意而为之，并不得不为之；是因为无法有效控制当事人，而又必须完成行政职责、应对受害人和执法考评的压力，在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挤压下发生的。[5] 这是当前最困惑实践、亟待解决的一种病态。
（一）病理分析
先让我分析一下这种挤压的发生过程。我想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解构：
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时期，为了适应迅猛发展的社会需求，解决交织复杂的各种矛盾，满足公众日益攀升的公法期待，行政机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在这个过程中，最终也会融入执法责任制，通过对岗位目标的量化、对执法绩效的考评，像达摩克利斯之剑（the sword of Damocles）一样，被转化成一种对机构、甚至对个人的工作压力。[6] 在晋升职位稀缺、绩效考核取决上级的情境下，上述压力通过“晋升锦标赛”又会由被动转化为主动承受，甚或有可能被递增和放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