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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运作方式、规制重点和价值取向上讲，微观上三方协商主要方式是劳资两方的平等沟通和协商解决，政府一般只是在必要时（如劳资关系调处等）予以介入；规制重点在于在平等协商的前提下，按照法定程序订立集体合同并监督劳资双方接受其约束；目的是为了保证劳动者工资福利和劳动条件的稳定提高，以及维持企业的有效运作和持续发展。中观上三方协商主要方式是三方组成联席会议共同参与产业和地方规章政策制定，以及协商特别事项的解决和处理；规制重点在于协商事项的产业和地域限定性，以及此种协商下议定结果的公平性；立法取向在于产业和地区劳动者和企业利益的协调与衡平，并以议定方式形成制度约束和效力保障。而宏观上三方机制的主要方式是全国性三方会议的召开和运作，形成有约束力的全国性议定文件；规制重点在于国家层次上的劳资关系的协调与稳定，以及进而突显国家政治格局、经济利益和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和运行；价值取向在于体现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以及在宏观层面上对社会公平正义和经济发展效率做到平衡与兼顾。
三、劳动关系调节机制的历史沿革和法理演进——三方机制的产生与发展
三方机制作为协调劳动关系的基本框架和模式，其产生和发展体现为对劳动关系历史沿革的必然对应，也体现为对随劳动关系变迁相适应的调节机制法理演进的时代暗合。
（一）工业萌芽时期的单方调节（劳动关系身份化和单极化）——强制与剥削（附属人、秩序）
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后欧洲列强的海外掠夺、圈地运动和贩奴贸易吹响起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号角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产生，与此同时充斥着强制与剥削色彩的资本主义劳动关系肇始形成。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利用煤和蒸汽机的生产方式代替了传统的手工业劳动，大量的手工业者在经济上变得更加依靠资产阶级工厂主，他们和农村失业农民一起在劳动生产领域倍受竞争时代和原始积累下的资产阶级奴役与剥削。同时政治上新兴资产阶级的地位上升和进入国家政权则使得资产阶级在政治法律领域与劳工相比拥有绝对的领导权和影响力，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英国的习惯法明确地规定，一个企业的所有人是该企业的唯一管理者，他具有实际上不受挑战的特权，用以雇佣、解雇、提升和贬罚雇员；他有权确定工资，规定工时和决定工作条件的质量和性质。工人的交涉权“却如此贫乏和虚幻，乃至它们实际上毫无意义” ，由于政府强权与资方利益的一致性，劳资关系嬗变为一种以身份甄别为基准的单极调整模式，即资方主导下的利于资方利益的不对称调节，劳方时刻处于一种规则上被强制和利益上被剥削的境地，在这种身份关系中，没有生产资料的劳方作为附属人而依附于资方的工厂，这样一种劳资双方其中一方自行调整的单方调节机制在工业萌芽时期主要价值向度是促进新兴资产阶级原始积累和维护新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此利于资方的经济秩序越于正义之上而成为当时劳工制度和立法思想的首要目标和基本考量。
（二）近代工业社会的双方调节（劳动关系契约化和市场化）——冲突与妥协（经济人、效益）
随着内燃机、流水线作业进入工业社会和企业经济的“劳动科学”理论的产生，劳工的需求规模在新的生产方式和管理制度的大幅提升下日益缩小，劳动力资源配置在近代工业社会也变得更为“合理化”，一方面机器取代人使得工业化大生产速度大大加快，公司制的形成更导致资产阶级取得巨额财富，另一方面大量劳工无法就业，劳工被迫组织起来以抗争剥削和不公。劳工组织的形成和工商组织的公司形式的产生，生产和雇用单位的一般规模飞速增长，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使得雇佣契约普遍进入工业领域以调整全部劳动关系，以劳资双方契约自治代替工业化早期的单方调节，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又使得劳资双方无法达到完全的利益平衡，以工资水平、劳动环境等为主要内容的劳资矛盾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也日益冲突不断。与此同时的自然法思想认为劳动关系方面对人之支配关系是一种违反人伦的，而由“全然自由地对等的人格者间之契约关系” 加以代替，自此身份因素转换为债权意识，雇主和劳工之间的普遍存在的摩擦和交锋正是在此种框架下基于双方的妥协和让步中消除湮灭的，政府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不介入劳动关系调整，劳资契约的私法自治上升到和法律规则相同的高度，这种劳资双方冲突和妥协的作用方式和调整机制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人的理论假设大体一致的，制度变迁服从于经济效益，劳动关系的契约化和市场化是为了满足经济人和资本主义的最大效益，效益成为此时期的重要价值取向和立法思路。
（三）现代工业社会的三方调节（劳动关系社会化和民主化）——对话与合作（社会人、公平）
在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中，思想文化领域社会学的长足进步以及韦伯夫妇产业民主化理论开始影响和进入现代工业社会，风起云涌的工人罢工和和普遍存在的劳资冲突现状也使得雇主们认识到工业生产有必要 “取得人民及其组织的合作，这种必要性逐渐代替了公司经理任意地控制人民” ，一些平等对话开始产生。同时有组织和纲领的工人运动也开始动摇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这使得一向中立的政府进入到劳资关系中来，主导劳资关系的良性运行和经济社会发展，这样劳动关系调整的三方机制开始形成。“有组织的劳工和雇主界这两种体制一般都是在一种仇视和公开交锋的气氛中开始它们的关系的” ，而政府作为第三种劳动关系调整方式的参与者，“在培植其他两种体制之间更高程度的合作方面，可能具有更大的促进性” ，政府的加入使得本身不平等的劳资双方有一个平等对话和协商合作的制度和环境平台，“它们在既定的社会环境中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协调行动的共同意志” 。此时劳资关系中雇佣契约纯粹债权关系也渗入“人的关系”，具有社会化色彩的劳动契约藉以形成。现代工业民主化思想使得劳资领域公平和正义法理开始加强，个体社会人意识使得人们更加注重劳工地位的提升和社会连带理论在这这弱势群体的体现，公法私法化趋势也使得政府开始干预经济生活凸现必要，现代工业社会劳资政三方基于此而形成了以对话和合作为主要互动途径、以公平民主为主要价值向度的、以政府引导和劳资自治为主要作用方式的三方调节机制。
（四）知识经济和全球化下的三方调节（劳动关系资本化和趋同化）——衡平与整合（理性人、发展）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本”和人力资源的概念已经映入到人们的视野，劳动力的内涵和外延开始发生变化和更新，劳动者的范围也从原来的体力劳动者扩大到脑力劳动者成为与狭义资本家相对的概念。另一方面随着在各国工厂和企业职工参与制的建立和员工持股计划（ESOP）的实施，劳方和资方的界限和分野也日显模糊，特别是股东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亦使得劳方和资方的表观对抗愈加遥远，但同时企业经营者与劳动者的矛盾又成为劳资关系的一个重点，这些使得知识经济下的劳资关系更加丰富和复杂 ，不过可以从中抽象出来的是雇主（包括大企业经营者和小企业的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冲突和矛盾依然是传统劳资关系的延续和变体。这里一个重要的观念是人力资源资本化，劳动力要素开始以资本化的形式来评价和度量，高层管理者、技术精英、普通员工等劳动者的身份和地位开始分化，劳动力估测和计量体系幻化成资本回溯考评模式 ，劳资矛盾依然存在但劳资分野开始淡漠。另外，经济全球化带动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得全世界资本得以联合，“资本国际化”和转型国家的资本需求开始交汇，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各国政府均对资方的青睐和扶助超过对劳方的考量和照顾，劳资关系也同时呈现一种趋同化样态：一方面在国际资本联合下对抗激化，而同时在政府倡导下的劳资合作也显得适时必要。那么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和劳工保护“鱼和熊掌兼得”？其途径是：并行“倚重资本和依靠劳动者” 。政府毫无疑问应当发展经济，但同时在劳资关系的介入和裁决方面应当衡平和统合劳资双方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种裁决并非要求政府在劳资问题上不偏不倚”，而是“以追求法律上‘实质的平等’” 。政府应当以理性人的立场和思路来处理劳资关系的社会正义法度和时空性 ，调控和保护现时资本化的和弱势的劳工群体，而维持劳资双方的持续整体平衡和制约，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加民众福利同时确保可持续发展观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实现，三方调节的价值法理在这里提升和拓展了效益和公平的横向维度，而在纵向维度加入了基于利益衡平和价值统合的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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