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表5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在展示死刑执行方式之前，如果仅仅笼统地问及被调查对象对受贿罪适用死刑的态度，那么，在被调查的1000名大学生和研究生中，认为对受贿罪适用死刑“人道”的人数最多，达到259人，占25.9％；仅次于“死刑人道”见解的是持“死刑促使受贿犯罪”见解者，其人数与所占比例分别是257人和25.7％；居于第三位的是持“死刑解恨”观点者，其人数与所占比例分别是242人和24.2％；最后是坚持认为“死刑残忍”见解者，其人数与所占比例分别是194人和19.4％。在观察注射行刑幻灯图片之后，认为“死刑残忍”、“死刑解恨”和“死刑促使实施受贿犯罪”的人数都有轻微下降，其比重分别下降到19.1％、22.3％和25.3％，较之展示行刑方式之前分别下降0.3‰、1.9‰和0.4‰；认为“死刑人道”的人数则有所上升，其比重上升到29.9％，较之展示行刑方式之前上升了4.0‰。在观察枪决行刑图片之后，与“观察注射行刑幻灯图片”之后相比，坚持认为“死刑人道”、“死刑解恨”和“死刑促使受贿犯罪”的人数比重都有所下降，其中，持“死刑人道”见解者的比值下降到20.1％，下降9.8‰，较之未展示行刑方式之前则下降了5.8‰；持“死刑解恨”见解者的比重则下降到20.2％，下降了2.1‰，较之未展示行刑方式之前则下降了4.0‰；持“死刑促使受贿犯罪”见解者的比重则下降到20.6％，下降了4.7‰，较之未展示行刑方式之前则下降了5.1‰；坚持认为“死刑残忍”的人数比重则有显著的上升，其比值上升到35.4％，明显地上升了16.3‰，较之未展示行刑方式之前则上升了16.0‰。在观察砍头、凌迟等残酷的行刑方式图片之后，坚持认为“死刑人道”、“死刑解恨”和“死刑促使受贿犯罪”的人数都呈一定的甚至倍速的下降态势，其支持比重分别是0.8％、1.1％和4.5％，较之观察枪决行刑方式之后的支持比重分别明显地下降了19.3‰、19.1‰和16.1‰，较之观察注射行刑方式之后的支持比重分别下降了29.1‰、21.2‰和20.8‰，较之未展示行刑方式之前的支持比重则分别下降了25.1‰、23.1％和21.2％；而坚持认为对受贿犯罪适用死刑“残忍”的人数比例则显著地上升到93.1‰，较之观察枪决行刑方式之后的支持比重显著地上升了57.7‰，较之观察注射行刑方式之后的支持比重惊人地上升了74.0％，较之未展示行刑方式之前的支持比重则上升了73.7‰。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如果仅仅笼统地叙说着人们的死刑意识，那么，认为对受贿罪适用死刑“解恨”和“人道”以及“死刑促使受贿犯罪”的人数最多，其总和比例高达75.8％，占了2/3还多；认为对之适用死刑“残忍”的人数比例仅占19.4％。然而，在观看了执行死刑的诸种方式之后，人们的死刑意识逐渐在发生着变化，随着行刑方式的酷烈加剧，人们的态度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死刑“残忍”；越来越不倾向于认为死刑“人道”，越来越怀疑死刑的“解恨”意识和“死刑促使受贿犯罪”的观点。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即使是对那些被国人所深恶痛绝的腐败受贿犯罪，人们的观念也并不完全一致，总是存在着“场”与“时”的变换、交流与差转。可以预见，随着人们宽容心理的增强，人们对受贿罪的厌恶心理会逐步改变，其对受贿罪死刑适用的诉求也会逐步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