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作者为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
2001年11月18日-19日，清华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举办了主题为“投资者利益保护——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的研讨会，本文即是为此而作。2002年3月22日-23日，北京大学法学院与日本名古屋大学法学研究科联合举办了主题为“亚洲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监管”的国际研讨会，经作者同意，译者将其译成中文，并提交大会。在翻译过程中，作者提供了许多帮助，并最终对译稿作了认真细致的订正，纠正了一些错误。对于作者严谨的学术品格和娴熟的中文能力，译者在此表达由衷的敬意和谢意。
在这里，所谓“后传统企业”，我指的是那些将西方企业组织模式，运用于中国而组建起来的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而不管这些企业是否国有，只要它们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有或集体所有企业。“后传统企业”，至少在理论上，不再严重受制于传统的国家计划体制，也不再作为一个“部门”而共存于一个由上级行政机构操纵的大“企业”之中。相反，在“后传统企业”里，自愿的合同性质的关系比来自政府的、自上而下的命令相对重要。
所谓公司治理，我指的是一套规则和做法，用以规范参加“后传统企业”的各方之间的关系及其内部的企业决策。这种理解，比其他学者的界定更为宽泛。他们认为，公司治理要解决的是如何确保投资者得到回报的问题。这些学者如Andrei Shleifer 、Robert Vishny，其观点详见文章《公司治理概览》（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载《金融杂志》（Journal of Finance）1997年6月第2期总第52卷，第727-783页。但同时，我的理解，却又比其他学者的看法要狭窄一些。她认为，公司治理是指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的安排，这些决定了上市公司能够做什么、谁控制着它们，这种控制是如何实施的，收益和风险又是如何分配的等等。这些学者如Margaret M. Blair,详见其著作《所有与控制：二十一世纪公司治理结构的反思》（Ownership and Control: Rethink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6年版。
这种现象——国有企业的经理享有经营权下放所带来的额外的自由，而不受有效的国家代表的监控——被称为“内部人控制”。见许梅真：《企业重组与公司治理结构》，载《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北京外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83-90页。
例如，有学者称，美国法律通过禁止任何个人持有超过20%的投票权，来防止大股东操纵股东会。见顾功耘：《
公司法修改应解决的若干实际问题》，载郭峰、王坚主编：《
公司法修改纵横谈》，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7-61页。但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美国各州一般
公司法并无此规定。
根据政府及大多数中国评论家的阐述——公众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信心，以及证券市场的诚信运作，直接关乎公司向大众筹资的能力，并进而影响经济的整体状况——这种观点为大多数外国评论家所接受。不过，这种见解，更多的是基于直觉和常识，而不是实证的结果。
例如，有学者称，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这两家上市公司，由于大股东都是国有部门，它们会被迫从国家购买自己不需要的飞机，“当中国民航总局多买了飞机时，他们总是要找到地方处置。”（引自一香港行业分析员）。参见帕梅拉·马（Pamela Mar）、米遏尔N. 杨(Michael N. Young)：《转型经济中的公司治理：关于两家中国航空公司的案例研究》（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a case study of two Chinese airlines）,《世界商务杂志》（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1年第3期，总第36卷，第280-302页。另有人看到这种潜在的利益冲突，建议国有股东主动停止类似损害小股东利益的做法，以免影响证券市场的投资热情。参见蒋全桂：《公司治理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证券报》2001年6月12日。
陈建：《公司治理机制中的股权结构：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计划经济学》, 2001年，第34卷，第53-71页；Daqing Qi, Woody Wu, and Hua Zhang,：《股权结构和部分私有化了的公司的业绩：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Shareholding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of Partically Privatized Firms: Evidence from Listed Chinese Companies）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 vol. 8 (2000), pp.587-610；许小年、王炎：《中国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中国经济评论》，1999年第10期，第75—98页。
参见《厉以宁：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尚难发挥作用》，中国新闻社，2001年6月12日。
维克多·布鲁德尼（Victor Brudney）：《独立董事——天堂之城，还是Potemkin村庄》（The Independent Director-Heavenly City or Potemkin Village），《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1982年第3期，总第95卷，第597-659页。译者注: 1787年，当凯瑟琳大帝视察Ukraine、Crimea两地时，王子Grigori Aleksandrovich Potemkin (1739-1791)，为博得其好感，决定将凯瑟琳大帝沿途所经之处，张灯结彩，装扮一新。其实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Potemkin村庄”因此而得“虚饰”之意。)
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赖纳·克拉克曼(Reinier Kraakman)：《
公司法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for Corporate Law)，《乔治城法律杂志》(Georgetown Law Journal)，2001年第2期，总第89卷，第442页; 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企业的所有权》（The Ownership of Enterprises），哈佛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年版，第56页。
参见本文后面的讨论，附有脚注70-74。
例如，美国联邦法则（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第12章第208.62款规定，美国的银行发现内部存在犯罪嫌疑时，必须向联邦储备银行报告，否则，董事、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士，将受到相应的处罚。
参见蒋全桂：《公司治理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证券报》2001年6月12日。
并不清楚其指何意。
参见《首份公司治理指引出台》，《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9月6日。在这里，除了前述11个问题外，所谓“股东文化”和“公司治理文化”不知何意。
参见《如何让独立董事发挥应有的独立作用》，载《经济日报》，2001年6月16日。
参见《如何让独立董事发挥应有的独立作用》，载《经济日报》，2001年6月16日。
参见史美伦（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讲话，她提及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种种“异常行为”（egregious behavior），理查德·迈克格雷哥(Richard McGregor):《中国将启用新的市场规则》（China Plans New Market Rules），载《财经时报》(Financial Times)，2001年4月19日，第25页。
参见中国《
公司法》第
106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