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市场监管者希望独立董事利用其获取的公司内部信息，来帮助其发现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那么，我们同样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如何选任独立董事，才能保证其履行这一职能？进而言之，如果他们的工作在于“知情举报”，那么他们能够获得的信息将大为减少。从另一角度出发，我们完全可以设立一种规则，要求董事及其他知道公司违法、犯罪的人，向有关当局检举揭发，[11]但是，这种规则没有理由区分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
最后，我们还是有可能依赖独立董事去查验、确认公司是否遵循了特定的标准——例如，公司年报是否准确，资产负债表是否遵循了适当的会计准则等等。在美国，这项工作通常是由独立的专业人士来完成，他们必须承担注意义务，其他人如果由于信赖他们出具的报告而导致损失，就有权起诉并获得赔偿。然而，虽然独立董事也许完全可以胜任这一职责， 但是没有特定的原因要求他们必须履行这一职责。如果要求独立董事以个人的所有财产，来担保其查验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结果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干这份工作；但如果不这样规定，他们将没有动力来认真负责。其实，一些专事提供上述信息安全的公司——例如，会计师事务所或律师事务所，只要公司愿意聘请，它们就能获取同样的信息，并做出相应的审计或鉴证结果，它们还能更好地承担由于偶然的差错引发的责任。另外，对于信息的消费者而言，由需要考虑其声誉的大公司来鉴证、确认信息，比由经济底子不清楚的陌生人（指独立董事，译者注）来做，更安全可靠。
最近，从中国的相关表述来看，对于独立董事的潜在作用，看法与前文所述略有不同。明显的区别在于，没有任何一种看法认为，独立董事除了代表股东利益，还代表其他利益相关人利益。有些学者认为，独立董事的值得称道之处，还在于他们给公司提供了专业知识和外部独特的视角。不过这说的是“外部董事”（outside directors），他们并不需要独立于管理层，也能做到这一点。
此外，还有学者主张，独立董事的主要作用，并不在于在总体上保护股东免受管理层侵害，而在于保护中小股东免受大股东的剥削。[12]例如，上海证券交易所完成了一项报告，悉数列举了目前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中就有数项与大股东盘剥中小股东有关：（1）不合理的股权结构；[13]（2）董事会的独立性不足（大概指独立于经理层）；（3）监事会无法适当地履行监督职责；（4）债权人监控相对薄弱；（5）关键的经营管理人员权力极度膨胀；（6）作投资决定时专业素养不足、透明度低；（7）公司控制权的市场化程度不足；（8）经理服务人才市场尚未形成；（9）畸形的激励机制；（10）小股东保护不足；（11）责任机制不足；（12）股东文化和公司治理文化缺乏。[14]大量针对当前独立董事的批评，集中在一点上：他们在保护中小股东免受大股东和管理层侵害方面，显得无所作为。[15]而且，很多人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在董事会中居于少数，而且他们本身又是由控股股东提名、选任的。[16]
毫无疑问，使小股东免受大股东的侵害的必要，是由中国目前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决定的。上市公司股权高度分散、任一股东都不可能居于控制地位，这一情形在中国基本上不存在。这样，伯利和明斯（Berle and Means）在他们的经典著作——《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中所涉及的“代理问题”（所谓“代理问题”，指股权高度分散后，在搭便车心理作用下，股东都没有积极性对经理层实施监控，造成公司腐败、浪费严重。译者注），就不是时下中国的重要问题。相反，中国目前上市公司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一些大股东把持着不上市流通的国家股和法人股，而另外的小股东则持有少数上市流通的股份。于是乎，一个逻辑性的推断就是，控股股东把持着董事会和管理层，当然会本着有利于大股东利益的原则行事。这样，引入独立董事制度，要解决的就是控股股东滥用权力，侵害小股东利益的问题。[17]
但这一视角的问题在于，董事们，不管是否独立董事，都无一例外地由股东选任。而根据中国公司法[18]或者其他国家的
公司法，大股东胜出而小股东落败，都是投票制度所预期的结果。这样，很难设想小股东利益的代表者能够首先当选为董事，除非在根本上改变了投票规则。累积投票制或许是一解决途径——事实上
公司法原则上对此持鼓励态度[19]——但由此选任出来的独立董事，充其量只能代表相对集中的那部分小股东，而不是极度分散的“原子状态”股东，而且，这部分董事在董事会中只会居于少数，在投票中往往就处于下风。
当然，即使一个被孤立的独立董事，能够通过披露、或者威胁要披露大股东滥权事项，来对小股东提供一定的保护，但这是否独立董事制度倡导者之初衷，犹未可知。他们中仍有一部分人，主张董事会应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20]，并为小股东利益服务。
最后，在这方面还必须提及的是，在中国公司中独立董事与监事会之间的关系。独立董事制度建立起来后，还有必要保留监事会吗？它们是否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3．中国政府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措施
在西方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中，流行着一种达尔文式的（Darwinian）的见解：即我们所见到的结构和制度是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而留存下来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推定它们是效率最高的。学者的任务就是分析和解释其效率所在。[21]当然，对于这种方法，有人曾提出批评，称其过于乐观（overly Panglossian）[22]——“只要它存在，它就是高效率的”——而中国政府却从来不肯坐下来，慢慢观察何种公司治理模式能够经过市场的优胜劣汰，最终胜出。相反，他们马不停蹄地制定措施，来鼓励或者要求公司以及其他商业组织建立内控系统。在他们看来，在这些系统或程序的作用下，企业能够做出理想的商业判断。在文章的这部分，将对中国有关涉及独立董事的一些规定和做法，作一评析。接下来先详细探讨中国证监会于2001年8月发布的文件。
3.1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证券交易所发布的相关公司治理标准，在这质上发挥着法律的作用，无疑相当重要。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并不是独立的自律性组织，它们由政府成立，在政府的保护下运作，[23]并服务于政府。它们虽然不象全国人大，不能通过赋予投资者权利的方式，来支撑其公司治理指引的运作，但它们确实拥有强大的武器：下市的威胁。
2000年11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了《上市公司治理指引》（草案）（以下简称“上交所指引”），[24]规定每一家上市公司至少应有两名独立董事，并且独立董事不得少于董事会人员总数的20%（当董事长和总经理为同一人时，这一比例为30%）。
“上交所指引”无疑对独立董事寄以厚望。根据这一指引，董事会所有的下属委员会——包括被特别提及的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应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而且委员会的主席，也应由独立董事担任。[25]但遗憾的是，“上交所指引”并没有规定何为“独立董事”。
“上交所指引”的这些实体性规定，好象没有强制力。[26]如果最后真要将其付诸实施，也只能通过信息披露制度：上市公司必须披露，在多大程度上它们遵循了指引，并据此采取了哪些“最佳做法”（best practice）。
2001年初，深交所发布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实施指引”，对独立董事的资格和职责等都作了详细规定。[27]
3.2地方政府的措施
在促进公司治理结构完善方面，地方各级政府也纷纷出台各项措施。2001年1月，深圳市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我市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深圳意见”）。该意见要求在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中引入“适当比例”的独立董事。
2000年底，河北省政府发布了“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河北办法”）。“河北办法”带有强制性，要求公司聘任经济、金融、法律和证券等领域的专家，担任独立董事。然而，它没有规定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而是由各公司章程自行规定。[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