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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掌握或了解商业秘密的劳动者或员工课以法定的不竞业义务，在我国的法律中已有零星的规定，例如国家科委《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科技人员所在单位可以决定科技人员暂不兼职：（1）不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或者不积极承担本单位分配的任务的；（2）担负的工作涉及国家秘密，从事兼职活动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的；（3）承担国家科技攻关或者本单位重要任务，在此期间兼职可能影响完成国家计划和本单位任务的；（4）因与兼职单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办事的情形，应当回避在该单位兼职的。退休、离休或者调动工作的科技人员，自离开原单位起 1 年内应聘任职或者业余兼职的，按照上述原则办理。该种规定既有不为同业竞业之义务，又含有不为有损于科技人员履行 所在单位原劳动义务的附劳动之义务，还包括对离职后的法定竞业禁止义务的规定。但此种规定仅限于科技人员，涵盖面过窄，应扩及于因工作而掌握了公司、企业商业秘密的其他工作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劳动者在在职期间的法定不竞业义务，应区分为同业之竞业禁止和兼业禁止（即同业之外的其他附劳动，它不同于兼职），两者应实行不同的对待或处理原则。对于同业之竞业，特别是另为同业之第三人服务或另受雇于第三人时，应限于义务人在第三人处所处的岗位能够使其掌握的商业秘密有用武之地，如果不论义务人处于何岗位或任何职，均一概加以禁止，显然过宽，有悖竞业禁止制度的宗旨；对于兼业之禁止而言，应以不损及劳动者对所在单位的劳动义务之履行能力为限。
二、法定竞业禁止规范之性质
从前文引述的各国之规定可以看出，法定竞业禁止是一种强制性规定而非任意性规定。有学者认为法定竞业禁止不应采强制性规定，而应采任意性规定。其理由有二：一是就竞业禁止之性质来看，该义务应属私法上的关系，完全可以通过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予以排除； 二是竞业禁止特别是其中的兼业之禁止与我国现实不符，不利于我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因为按此类规定，不仅我国的大量联营企业、企业集团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而且许多外商不能同时在 其本国和我国投资并充任我国境内的董事。这明显是不现实的。因为对大多数外国投资者来说，之所以投资我国设立企业，是因为在国外同类业务中已有较大的实力和经验，让其投资到 我国，又要求放弃管理国外的同类业务，显然不可能。[13]
笔者认为，该观点有两点不妥。第一，混淆了强制性规范与强行性规范这两个概念。强制性规范与强行性规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制性规范比强行性规范含义更广，凡不得由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法律规定皆是。依法律强制的内容不同，学者又将强制性规范分为行为禁止规范与其他强制性规范（后者我们姑且称为狭义的强制性规范）。[14]强行性规范是立法上在处理私 益与社会公益相冲突时，为保护公益而采取的一种立法技术。它具有绝对的不容破坏性或不容违背性，绝对不容许当事人以协议方式加以排除或变更；而强制性规范则是立法上在处理私益间的相互冲突时为表明其态度而在私益主体间合理分配利益与不利益而采取的一项立法手段。既然该种立法只关乎私益，当然其不具有不容变动性，有关当事人完全可通过协议方式改变此立法中对他们间的利益或不利益分配之格局。这是此种立法方式之目的和性质使然。因而我们不能把强制性规范等同于不可更改之法律规范——强行性规范。对这两个概念之差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有精辟之见解。例如，苏永钦认为，区别这两个概念的实益有二：其一是在规范的主体上有区别。由于行为强制或禁止规范立法之旨在排除一切有关公共利益或侵害人权而为法律秩序所不容的行为，或为增进公共利益而要求履践的行为，因而其规范的内容直接类推适用于一切可能的行为人；如果为其他强制性规范只能及于规范所指定的特定人，如物权调整规范，其部分效果固可能间接依契约或社会关系发生于其他人，部分法律效果则仍只发生于物权人，如对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774 条和第 775 条之规定若认定为物权调整规范，则其规定的邻地损害防免义务和自然排水取水义务的主体无论如何不可能及于无任何权源的占有人或利用人。其二是两种规范强制的内容不同。行为禁止规范强制的是不许可为一定行为，其多为行政法规范；其他强制规范如物权调整规范强制的则是内容的调整，比如原来物权人可为者调整为不得为，原来不得为者调整为可为。由于非行为强制，得为者可以不为而不违法，不得为者也可以为，只要有权者容忍，也不违法。当事人的行为既从法律调整后的权利（如物权）状态出发，规范的效力即“已”发生。[15]正是基于此点，行为禁止规范亦称为强行法或强行性规范。显然，认为法定竞业禁止不应采强制性规定的学者将强制性规范作了简单化的理解，从而将法定之竞业禁止的性质作出了不符合立法意图的解释，因而其所言的强制性竞业禁止之弊端，完全可因当事人对有关规范内容（不竞业权利或义务）的再调整而得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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