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理想与法理学的担当——评周永坤教授《法理学（第二版）》-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三、坚守所有人的人格平等
　　既然追求理想精神家园是法律内在的“基因”，法律是一个不断被评价、批判、建构、塑造的东西，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些普适的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如果有，其最基本的内容是什么？法律如何实现这种价值理想？
　　周永坤教授在其书的第十章“法律价值”部分，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批判了“正义相对论及其危害”。他认为，在理论上，正义相对论只看到了正义的流动性、对立性的一面，未看到正义的恒定性和同一性；正义相对论夸大了正义的主观性，忽略了正义的客观性；正义相对论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原则要求正义研究是欠妥的（第232页）。在实践上，正义相对论使各种非道德主义得以正当化；对法律的进化发生价值迷失，并且对法学的发展极为不利。
　　但是周永坤教授并不是一个价值独断主义者，他认为法律精神之所在的“这个价值是承认多元的，以此防止价值独断；这个价值又是统一的，这里的统一是指某些共同的认知，这些认知又是法律实践的规范，它是法律精神之所在，是不可违背的。”（第4页）周永坤教授虽然承认价值是多元的，但是我们认为他的这种价值多元，是一种合理的怀疑，是一种宽容的情怀，是对不同诉求的关注，是对所有个体人格的尊重，因而其隐含的前提是一种平等的理想。这就是周永坤教授法理学思想中“所有人人格平等命题”。“这里的价值是建立在所有的人都具有平等的人格之上的，任何将部分人的人格居于另外一部分人的人格之上的假定不是特权就是歧视，为现代法律所不取。”“法理学有一些基本原则是不能放弃的，那就是对人的尊重，对所有人的人格平等的承认”“法理学应当拒绝以任何标准将人分成自己人和外人。法律没有敌人，否则就不配称法理学”（第5页）。因此，周永坤教授积极主张立法平等，认为“平等原则是现代立法原则的基础性原则”，它是基本的人权、体现了人类的终极关怀、是实现人的解放的要求。（第346页）。周永坤教授的这种观点还鲜明地表现在他坚持人权的普遍性，反对人权的阶级性的立场。他认为“法律上（不是社会事实上）将人划分为不同阶级，而后不同阶级享有不同权利的做法是严重违反人格平等的人权原则的，这不是特权就是歧视”（第272页）。
　　那么要实现这种所有人人格平等的法律理想，在制度方面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就要涉及周永坤教授关于法律的政治社会理论。
　　周永坤教授认为，在法律的社会功能上存在两种绝然对立的法理念：主客体法理念和主体际法理念。主客体法理念将法律看成是主体创造出来解决主客体关系的工具。是达到主体目的与实现主体利益的工具。此种法理念将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法律的主人，另一类是法律的客体。”这种主客体法理念往往和统治工具论、阶级工具论和帝王工具论相联系，如果把它作为建构法律的指导思想，必然带来压迫与专横（第165页）。而主体际法理念将法律看作是“主体际合理交往、和平解决纠纷的合意或技术”。在这种法理念里，法律是“人”这个“类”存在物达到自身自由与解放的工具，法律是所有人手中的工具。这种所有人手中的工具不是统治阶级意志，也不是帝王的治理之术，不是单向的命令与服从，更不是压迫与掠夺。它是合作互利的机制，“任何人如果要利用规范达到私利，必须为他人提供服务”（第163页）。这就是周永坤教授法理学的“主体际关系命题”。周永坤教授认为，西方法理念进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从主客体法理念向主体际法理念进化的过程”而我国“历来只认同主客体法理念，要实现从主客体法理念到主体际法理念的跃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163页）
　　既然从法律内含的理想要素来看，法律应该是主体际关系的体现，是实现所有人的“自身自由与解放的工具”（第163页），那么法律只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这种单向度的、以强制和威胁为后盾的法律概念就难以成立，周永坤教授认为，这是一种“法律国家主义观”，法律的国家主义观应该受到批判（第339页）。其实，法律先于国家而出现，国家消亡后法律仍然会存在。（参见第184页）从规范上讲，国家自身也是法律的产物，国家权力要依法行使，不合法的“国家”不是真正的国家，只是一个事实上的实力的“存在体”，只是“一邦人”。
　　但是在国家出现以后，人们相互之间的合作必然受到国家权力的干预和影响。此时人类社会任何富有成果的互动和合作都有赖于国家和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有赖于国家和公共权力行使的可预期性和规范性。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就是要实行法治，“自由平等的社会不能靠神来安排，也不能靠伟人来保证，只有靠人类一体创造并遵循体现理性的法律，这就是法治”（第554页）。所以，法治是主体际关系命题的自然延伸。法治的根本在于对权力的制约，因为公共权力并不总是从“天下之治”和 “人类共同福祉”的目标出发。相反，它更可能从自己的一己之私利、一家之天下、一群之统治出发。所以“追求法的精神家园的法理学的基本认识前提就是对权力的不信任，对权力作恶可能的警惕与担忧。”（第4页）只有规范了权力，只有权力不再是凌驾于规则之上的命令和强制，而是规则之下互动合作的社会安排，人的自由和平等才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