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守法-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本文认为，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结论：第一、如果我们仅以法律实证主义为理论依据，我们就难以证立任何一个问题。第二、将“法（法律）的实效”（亦称法或法律的现实效力和法或法律的事实效力）作为“法效”的一类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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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法（法律）的伦理效力是一些学者对“法效”的另一分类。它指的是，当一个法律规范的内容可以在伦理（广义）的层面上获得证立时，此一规范即为伦理上有效。法（法律）的伦理效力的理论背景是与法律实证主义有本质区别的自然法理论。顺便指出，法概念论中的“古典争议”系表述为“法（法律）与道德有无必然关联”。本文认为，其中“道德”一词在这里不能被我们作望文生义式的理解，否则我们就无法在自然法理论背景下讨论“法效”问题。在这个陈述中，“道德”一词实际上是指一种符合正当性标准的价值观，它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有学者将“法效”之一种类表述为法或法律的道德效力。尽管不同作者所用不同表述是指同一种类的“法效”，或同一作者在论及“法效”时，也将“道德”与“伦理”视为同义。但这两种表述却不能被我们看作是涵义同一的。本文认为，在“法效”概念中，“伦理”与“道德”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说“道德”是一个历史范畴，随时空变化而变化，那么，“伦理”则是“道德”中的精髓，是“道德”中不变的部分，它没有时空的限制。
　　与法（法律）的实证效力不同（法或法律的实证效力是从“外在”层面强制社会成员“守法”），法或法律的伦理效力实际上就是将“法效”导向于“守法”之主体（社会成员）的主观方面。我们知道，法（法律）可以通过“他律”产生效力，“他律”发生效力的形式是由法律规范科予社会成员义务（外在）；法（法律）同时也通过“自律”发生效力，即规范义务必须涉及社会成员在主观上的接受（内在）。“他律”形式的“法效”依据即为法律的实证效力；其哲学基础就是，人存在于“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状态中；人要受到“关系”的约束。法律规范就是规范此种“关系”的。但将“法效”导向社会成员的主观方面后，情况就复杂了。我们知道，法律实证主义者和自然法论者都秉持各自的立场，法律实证主义遭遇“法律原则”的重创后，接受了“最低限度的自然法”。于是，法律实证主义分解为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亦称刚性法律实证主义）和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亦称柔性法律实证主义）。而柔性法律实证主义虽然承认法律中包含有“最低限度的自然法”，但在“古典争议”上，仍然坚持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在“法效”问题上，法律实证主义秉持“恶法亦法”，是法成员的行为之“当为”；而自然法论者则坚持“恶法非法”，给予“市民不服从”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一般认为，“法效”既不是对社会成员绝对的“外在”强制，也不是无强制作后盾的绝对“自治”。这种立场取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理论之折中立场，但过于简单化。法（法律）的实证效力已经可以说明“法效”具有从“外在层面”约束社会成员的特征。这种“约束力”，在法律实证主义背景下、在法律的实证效力层面上，对每一个法成员（无论是“行为”与“标准”一致者还是不一致者）都具有同等程度的“外在”约束力。而当我们在“法效”中引入了“法（法律）的伦理效力”概念后，换言之，即当我们揭示出“法效”中包含着或还应包含伦理效力时，实证法对社会成员的“外在”强制效力就不能被视为同等程度的了，它随伦理效力在社会成员的主观方面的深入程度的不同而不同。社会成员在主观方面对伦理效力的“接受”程度愈深，法律的“外在”强制效力就愈弱。那么，法的伦理效力是如何作用于社会成员的主观方面的呢？以下试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