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之间──子思学派法家思想特征试析-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四）牧民以利与人性假定
　　与提倡“重义轻利”的孔孟思想相异，子思学派明确提出牧民须以利为先。《孔丛子•杂训》云：
　　孟轲问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乱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47]
　　值得注意的是，此段对话又为宋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八、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所引，且以上二书皆称引自《子思子》。郭沂认为，这就是说，它们并非引自《孔丛子》，而是引自《子思子》。其所引的这部《子思子》当属南朝梁时以前出现的子思书重辑本，应有所据，很可能就是《汉志》所载刘向根据先秦子思著作所编的《子思》二十三篇的的佚文。[48]因此，其作为反映子思学派的文献，当有可信之处。
　　与孟子“何必曰利”不同，子思将仁义同利(即利民)统一起来：仁义本来就是为了利民。最大的不利是上不施仁义，至“下不得其所”而“为乱”。[49]故蒙文通谓：“孟子斥言利，而子思氏之儒，饰为此言，以明利之与义调和而不相背。”[50]与正统儒家一以贯之的“仁、义”至上相异，子思学派提倡直接从利益出发引导出治民之途。道德自我完善的前提在于使民众有所依附、具备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即利）。
　　这种牧民以利的思想潜含着以人性有趋利性的假定。不过，从相关文献中尚看不出子思学派有明确的人性或善或恶之定论，但其论说却可以推导出两条不同的人性论发展方向。其一、人性善。子思《中庸》列治国九经，首推修身，要求人能“慎独”，达到“诚”的境界。这种肯定人有为善的倾向发展到孟子那里成了系统的人性善理论；[51]其二、人性恶。人性恶的假定与矫正民众不良行为联系在一起。除子思学派提出牧民以利之说可证外，《坊记》详细论述通过制度建构以防止百姓乱失，规范民的行为，并具体论述推利于人，孝敬尊长、防淫诸事，故曰“坊记”。坊民包括以下几个层次及手段：“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立礼以防止民的道德缺失；制刑以防止民淫邪；定法令以止民起贪欲之心。从人的道德到物欲等各个方面设定相应的防线，制止人越轨的可能。由此，《坊记》进一步提出所立的法度要适应社会背景、因人制宜，以发挥作用──“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上，故乱益亡。”社会上有富人、穷人之分，为富者制法，规定其居室、丈尺、俎豆衣服都须有法度，使之不足以骄；为穷人制法度，规定其有相应的农田等生产资料，不使其落到困苦的境地；为贵族制法度，圣君制其禄秩随功爵而施。通过以上诸方式，防止违规行为的产生，使为乱之道渐渐消失。其次，据其人有趋利性的假定，子思学派提出从各个层次、各个方面来实施预防措施。其中包括称人以善、利禄导之、教民追孝、教民行礼、男女有别等。不过，与商鞅等法家人物的法律万能论不同，子思学派看到了法度及预防效果的有限性：不论采用何种措施，民犹薄于孝而厚于慈、犹忘其亲、犹争利而忘义、犹有弑其父者、犹有忘其亲而贰其君、犹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犹以色厚于德、犹淫佚而乱于族。[52]正因为如此，子思学派没有单纯从国家制定法着手，而是倡导从礼、孝、利、法、德等方面采取预防违规行为的综合措施。在这一点上，子思学派仍然继承了孔子的礼义教化思想。正如《缁衣》祖述孔子之论：“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这种理论进一步确立了子思学派思想处在儒法之间的特色。
　　（五）务实主义倾向
　　与以上思想相适应，子思学派思想中浓厚的务实主义趋向贯穿于对政治与法律的论述中。这与孔子及被后人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孟子有较大差异。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
　　卫公子交见於子思曰：“先生圣人之后，执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虽不敏，窃慕下风。愿师先生之行。幸顾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节，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意。择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绍康叔之绪，处战伐之世，当务收英雄，保其疆土。非其所以明臧否立规检修匹夫行之时也。”[53]
　　子思拒绝了公子交的请求，其认为“窃慕下风、执清高之操”在战伐之世无济于事，当务之急是收英雄以战。这种顺时处势、随时而变的实用理念同执着地“善养浩然之气”的孟子相异其趣。该务实理念还反映到其它方面。如《表记》云：“义者，天下之制也。”义，宜也；制谓裁断。既使物各得其宜，是能裁断于事。同文又谓：“是故圣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以行其言。”意谓圣人制法立行，不将己之所能以为制法，以免凡人不能实行。而应制以中人之行，使法令得以实行，则民有所劝勉，不能者自怀愧耻，如此方可使法律得到顺畅地贯彻与执行。这是务实理念在立法思想上的体现。那么，以这种实用观来观照上古三代，得出的结论就与孔子单纯地“信而好古”有异：“夏道未渎辞，不求备，不大望于民，民未厌其亲。殷人未渎礼，而求备于民。周人强民，未渎神，而赏爵刑罚穷矣。”[54]子思并非如传统儒家那样单纯地提倡法先王，而是认为三代亲尊原则各异，治民之道有别，原因在于当时社会环境各不相同，相应制度也因此与时共进，以便适应时代的需要。这种务实的法律观到商鞅时代发展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55]并在法家手里进一步完善成“法后王”说，为后世变法者提供智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