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现传文献中记子思言行最详的是《孔丛子》,[26]旧题为“陈胜博士孔鲋撰”。宋咸在《孔丛子注序》认为:“《孔丛子》者,乃孔子八世孙鲋字子鱼,仕陈胜为博士,以言不见用,托目疾而退,论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顺之言,及己之事,凡二十一篇,为六卷。名之曰《孔丛子》,盖言有善而丛聚之也。至汉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所为赋与书谓之《连丛子》,上下篇为一卷附之。”现存《孔丛子》七卷,除卷七为《连丛子》上下篇外,其本书六卷主要记孔子、子思、子顺、子高、子鱼言行,其中的《杂训》、《居卫》、《巡守》、《公仪》、《抗志》诸篇主要记子思言行。
但是,《孔丛子》一书自宋以来学者多以其为“伪书”。[27]对此,有的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蒙文通认为“今案《子思子》佚文多法家之说,文质之论,亦始於《表记》。……《孔丛子》述子思言行,每与他书征《子思子》者相合,明有所据。其《记问篇》称:“子思问於夫子曰‘为人君者,莫不知任贤之逸也,而不能用贤,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誉为赏,以毁为罚,贤者不居焉。’”此法家之恒论也,而子思氏之儒道之。《抗志篇》又称子思对卫君曰:“君将以名取士耶,以实取士耶!”亦此意也。”[28]
尽管《孔丛子》和《孔子家语》都曾被认为是“伪书”,但近年出土的文献已使学界重新考虑此二书的真伪问题。1973年河北定县西汉墓出土竹简有《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孔子家语》相近,李学勤将其称为竹简本《家语》,看作今本《家语》的原型,认为今本《家语》很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孔僖等孔氏学者之手,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29]《隋书》将《孔子家语》与《孔丛子》相提并论,[30]据此,二书均当言之有据,《孔丛子》亦可能出自“汉魏孔氏家学”,虽然其最后成书较晚,但其所记内容渊源有自,一如《家语》,至少在西汉初期当已有其原型。
由此,《孔丛子》中的《杂训》、《居卫》、《巡守》、《公仪》、《抗志》等主要记子思言行的诸篇与子思学派思想密切相关,可以作为研究子思学派思想的文献当无问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文献中有不少涉及对刑、法的论述。如《孔丛子》卷二《刑论》借孔子之口论述听讼并弟子问讼之言。瞿同祖认为这是后儒故意借重圣人之言,以提高听讼的价值,儒者思想中已接受一部分法家思想,不再反对法律,这或是事出有因。[31]
再次,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32]中,其中的儒家竹简多与子思及其学派有紧密联系。学者经过考证,大都认为其中的《缁衣》、《五行》、《六德》、《唐虞之道》及《鲁穆公问子思》等竹简基本上反映了子思学派的思想。[33]故而这一部分竹间亦可视作当前研究子思学派思想的重要资料来源。
因此,本文研究所采用的文献基本上是以《礼记》四篇、《孔丛子》的部分篇章、《子思子全书》[34]及郭店楚简中基本上可以明确为子思学派的几篇著作:《五行》、《鲁穆公问子思》、《唐虞之道》、《六德》及《缁衣》诸篇为主。以上篇章可以大体视作为子思本人及其门人思想的反映。同时子思学派的这些文献又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子思所记孔子言论,包括《表记》、《坊记》、《缁衣》等和《中庸》以孔子语单独成章的部分;第二类是子思门人所记子思言论,如《孔丛子》、《子思子》及竹简《鲁穆公问子思》等;第三类为子思的著作,如《中庸》以孔子语单独成章之外的部分等。[35]
三、子思学派的思想特征
(一)卑己尊君
子思在《坊记》中提出:“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这一尊君卑己思想与倡导“民贵、君轻”的孟子大异其趣。以致于当今学者余英时认为这种尊君思想大概是出于法家化了的汉儒之口。他反对先秦儒家有尊君的说法,主张汉儒董仲舒窃取了法家的“尊君卑臣”之论。[36]
事实上,这种尊君卑己思想并不仅反映在《坊记》中,《表记》亦有:“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义,求以事君。”这种思想在子思学派的其它表述中屡见不鲜。如,子思子曰:“君,本也。臣,枝也。本美则末茂,本枯则叶凋。”[37]以君为根本,认臣为枝叶,根本对枝叶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子思学派通过这种比喻说明臣只是君的枝叶,其荣辱进退死生大权皆操于君之手。这种典型的尊君思想亦见于郭店楚简《缁衣》:“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故心以体法,君以民亡。”体安与民欲皆决于心好与君好。这种君、民相辅相成且君占主导之说,很可能影响了汉儒董仲舒:“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要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38]类似尊君思想在《缁衣》中亦多有反映:“臣仪行,不重辞,不援其所不及,不烦其所不知,则君不劳矣。”“不援其所不及”,谓君行所不能及,臣下不须援引其君行所不能及之事,以使其君所行如尧舜。“不烦其所不知”,即君有所不知,其臣子不得烦乱君所不知之事,令必行之。这样,才能使得君不致于劳苦。如果《礼记》传至汉代有可能被当时人删改,那么至少战国时期出土的楚简《缁衣》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因此,董仲舒的尊君思想本身就可能是儒家别派(如子思之儒)思想的应有之意。余英时认为董仲舒窃取了法家“尊君卑臣”之论,但此论已先见于子思之儒。子思学派的这一思想倾向在后来法家著作中谓随处可见,大异于正统儒家的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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