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面临的国进民退和反思改革
吴金勇
【关键词】60年前的一场改革反思
【全文】
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仿佛是“跷跷板”的两端。全面抗战8年里，曾经繁荣的中国民间资本不断地从一端滑向另一端。
1938年3月起，华东华中的600家民营工厂历尽艰辛迁往西南。这是中国工业史上的一次壮举。“我们不是逃难，是创业。”这是当时亚洲第一碱厂——永利化工公司内迁时的口号。
“当时内迁的大多数企业，都是这样的想法，因为这样是最能支持抗战，并进一步发展民族产业的。”永利化工公司经理李烛尘的后人李明智对《商务周刊》说。
1945年8月，8年抗战胜利来临。但在大后方四川，却出现了“胜利爆竹一响，工厂陆续关门”的景象。永利公司经理李烛尘无奈地称：“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回。”
据史料载，到1946年底，迁川工厂联合会的390家会员厂中仅存100家，而开工者只20家。
而与此同时，中国民间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1915-1935）时所倡导的自由竞争、商会自治和市民社会思想也彻底没了踪影。
战前“黄金时代”：民资的优势与“统制经济”起步
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国民间资本的初步发展期。民族工业的年增长率为13.37%，增速高于“国营资本”。到1920年，代表民族工业资本的民营企业约有4.51亿元资产，是国营资本的3.9倍。“这一时期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自由资本主义都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途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教授吴承明认为。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此后，中国经济出现了自由主义与国家权威主义结合的趋势。但至少到1936年，二者的结合并未影响民间资本的发展。据史料载，这段时期，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
古代中国官营经济思想是国民党时代中国国营经济思想的理论源泉之一。蒋介石曾分析认为，孟子、荀子主张“关几而不征”，是一种放任主义；而管仲、商鞅主张管制商业，平准物价，是一种干涉主义。蒋本人更倾向于后者，他认为这与孙中山所倡导的“民生主义”相符。
“经济的原理，就是经世济物的道理，亦就是国计民生的学理。”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发表的《中国经济学说》一书典型地反映了他的“民生”想法。他认为，经济的目的在于：“国家以最小的时间与精力，本于文化的遗传，依于科学的方法，发挥人力、地力与物力，至于极高的限度，用之于民生与国防。”
同时，蒋也找到了与他同一时代的活生生的例子——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以军事起家的蒋介石，对德国法西斯主义曾有过浓厚兴趣。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行法西斯主义，一举冲破凡尔赛条约束缚，重建了国防军。二战前，蒋介石曾表示过：“法西斯主义是现在中国需要的东西，是挽救中国衰退的‘兴奋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