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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31亿美元对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1946年，国民政府年度国库实支出为5.5万亿元法币，而税收等各项收入不足2万亿。
许多国营企业长期得不到恢复，同时国营企业中，官僚化、衙门化的痼疾仍深植其中。尤其严重的是国民政府的国家资本事业不断被官僚资本鲸吞蚕食，成为了大官僚与民争利的工具。名为国营，实为权贵控制。这已严重背离了国营企业的宗旨。
甚至连翁文灏也开始批评当局：“资源委员会主办的事业是国营企业而不是私营企业，可是我不明白，有些中山先生的信徒却在大办私人企业，像扬子公司（宋子文控制）之类，难道符合三民主义吗？”
1942年，新模式产生的新困境，使得国统区思想界对这种经济模式的争论再起，民营化之声不绝于耳。深受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影响的章乃器不断批评国民政府：“不要盲目地借用凯恩斯理论，凯氏理论‘是死板的、机械的’，用在产业落后的中国更加是时地不宜，应尽量鼓励民营而避免政府直接经营。”
1943-1945年，蒋介石从延续国民党执政地位的需要出发，先后发表了《中国经济学说》、《中国之命运》、《经济建设的方针》等一系列论著。蒋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都不合与中国传统精神，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不取放任自由，不取阶级斗争”，而是实行“有计划之自由经济发展”，并表示，除国防、重要公用事业及与国防相关重工业外，均可民营。
蒋介石的转变，既是对国统区政商学界批评不得不进行的回应和解释，也与美国的影响有关。
1941年8月，英美签署《大西洋宪章》，其核心内容强调以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恢复并重建国际经济体系。这一观念在1942年6月的《中美租借协定》中给予了确定，。
1944年，美国拟订的“战后经济政策与计划”，反复强调了对私营企业与自由竞争制度的维护，并坚持作为战后国际经济的基本原则。
蒋也反思了国营企业存在的问题：“以往国营事业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在制度未立，规划欠周，其中又以‘政企不分’最为关键。”因此，蒋同意以政企分开为基本原则，在国营事业中广泛推行公司制度。
“二战胜利后，全世界一片社会主义之声，只有美国又开始倡导自由主义。中国与美国的道路不同，但为了得到美国援助，蒋也做了一些妥协性表示。”赵兴胜说。
然而，这时的中国民营资本大多已无力或无意接盘了。战后，民间资本进一步萎缩。1948年，民营工业资本仅恢复到战前1936年的78.6%，约合战前币值14.85亿元，而官僚资本则突增至战前的2.8倍，约15.99亿元。此时，全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中，外国资本占11.2%，官僚资本占64.1%，民族资本占24.7%。以荣家为例，分裂为三派：长房荣鸿元主持申新总公司；二房荣尔仁以荣德生名义主持申新总管理处；女婿李国伟主持汉口的“申四”、“福五”。1947年底，申新各厂开工共52万锭，不及1936年的57万锭。开工布机仅为战前的61.7%。而福新等面粉加工厂开工仅为战前的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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