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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此时国民政府上至蒋介石，下至翁文灏、钱昌照等资源委成员，或将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富强中国的捷径，或对计划经济情有独钟，但这时国民党所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反而在早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资本力量的发展。
“中央政府的确立，统一币制、统一税收，这些都是民间资本一直以来的呼声，统一才能减少交易环节，降低交易成本。”赵兴胜博士对《商务周刊》说。
而林纲也认为：“从抗战之前国民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看，国家统制得并不过，仍是自由经济政策为主，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市场经济。这是从北洋政府延续来的。国民政府想控制，但又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因为厂子的原料、资本、生产等都掌握在资本家自己手里。”
事实是，抗战之前，在当时的三大主要产业纺织、电力和航运中，民资确实显现出非凡实力。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记载：1936年，全国华商纱厂占有的市场份额为44.2%，且规模不俗，仅荣家的申新资产总值达7365万元，资本公积和准备金1390万元。其余为日商和英商瓜分；
民营电厂已发展到415家，发电总量为32万千瓦。而当时全国电厂总计为460家，发电总量为63万千瓦；
1936年，全国航运总吨位为60万吨左右，其中国营的招商局正处于发展停滞状态，船只徘徊在6.2万-7.1万吨，而民营资本家虞洽卿所控制的三北轮埠公司、中华公司轮船和鸿安轮船公司，总吨位已达9万余吨。垄断了川江航运的民生公司是1930年代发展最快的航运公司，仅用10年时间，就从70吨发展到1937年的1.8万吨。
1936年，不计1931年后沦陷日本之手的东北地区，中国的民族工业资本约为14.48亿元，为官僚资本的4.3倍。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主编吴承明估计，在当时工矿业中，民营资本是国营资本的5.68倍。
全面抗战：
国有化全面胜利与官僚资本的蚕食
抗战打断了自1935年以来的国民政府的工业建设计划，也使中国民营资本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战争促使国民经济转入战时，为政府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干预和控制提供了契机。
1938年1月，国民政府调整了中央行政机构。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等并入经济部，翁文灏任部长，同时兼资源委员会主任。这次改革，使资源委员会作为发展国营工业的专职机构，在政府中拥有了突出地位，并以独立姿态成为国民政府第一个专事国营工业的机构，表明了其在战时发展国营工业的决心。
1938年3月，国民党最高当局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宣言：“抗战期间关于经济之建设，政府必当根据民生主义之信条，实行计划经济，凡事业之宜于国营者，由国家筹集资本，从事兴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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