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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在抗战前资本为350万元，1939年欲增资到700万元，孔祥熙打算由中央信托局参加投资，宋子文则自香港派人来重庆，提出由中国银行参加投资。孔宋二人均提出要任民生公司董事长。卢作孚急中生智，请来交通银行负责人钱永铭居中斡旋，才避免公司易主。
“卢先生支持国家干预经济，他觉得这样对国家有好处，但这并不是说就可以放弃公司所有权。”赵晓铃说。
有“火柴大王”、“煤碳大王”、“水泥大王”之称的大实业家刘鸿生在后方创办企业资金不足，商之孔祥熙，孔提出国家投资，官方任董事长而刘任总经理兼火柴专卖局长等条件。“我在重庆办的中国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及在兰州办的西北毛纺织厂，都有官僚资本投资。”刘鸿生在战后感慨地说，“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重庆却成了伙计。”
“需要强调的是，孔宋等并不代表国家资本，只是有国家资本介入的官僚资本。”林纲说。
当时曾有人对国营经济和官僚资本的急剧膨胀与民营经济生存空间的急剧萎缩提出批评。作为全国最高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的一些议员对国民政府的管制政策曾表示异议。1938年7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上，一些委员提出：“国营事业宜确定标准，不宜漫无限制与民争利。”尽管国民党当时对此做了保证式的答复，但随着经济控制大权不断被资源委和官僚资本家所掌控，随着蒋介石在国民政府越来越稳固的独裁，到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已经全方位获得压倒性优势。
“资源委员会这时代表着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理想，一条道路，一个组织，相对提倡自由主义经济的人已都被剔除了。”赵兴胜说。
战后4年：
从国营泡沫到民营化失败
“政府事业的章鱼状势力结构，正在变得自我固化并富有扩张性。”1941年12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这样批评中国国民党政府不断将私营事业从一些领域中排挤。
国营资本也不争气。1942年后，国统区的国营资本尽管不断膨胀，但效率和效益却极差。资源委员会154个所辖企业的财务报告显示，抗战期间28%的企业亏损，25%的企业利润低于5%。
此时的翁文灏也清醒地认识到：“经济设施虽初见端倪，但与实际需要相较，如杯水车薪。中央电工器材厂（当时最大的国营企业）与德国西门子相比不及3%，其他更是望尘莫及。”
战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日伪产业，加上收购的民营资产，国民政府实际控制的资产已占国家全部资产的近90%。但这些资产要恢复生产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据专家估计，战争期间与战后初期，中国的工矿交通事业共损失设备31亿美元之巨。国民政府只有投入同样数目的资金，才能使工业生产能力恢复至原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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