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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社会权力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包括我们现在研究私权的问题，它背后隐藏的含义也是市民社会。马克思在他早期著作中多次谈到，社会本身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组合；政治国家是我们所讲的公法或者公权存在的基础，而私法存在的基础恰恰是市民社会。十年前我在日本东京讲完这个问题后，有几位问我：你所讲的“社会”究竟是什么？你所讲的“社会的权力”究竟是什么？你所讲的“社会要从国家的权力中分化出来，要给社会自立、自治的功能”，这里面究竟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私法所植根的“市民社会”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虽然我国有一部分学者研究市民社会当中的社会关系、法律关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如何使真正属于国家权力的归国家，真正属于市民社会的权力归市民社会，仍然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例如，现在我国体育由国家全面管理。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要培养出刘翔这样的运动员，国家大概投入多少万。运动员的陪练、教练都是国家包办的，等他成为知名运动员、拿到了世界冠军，这个荣誉显然就不单是属于他自己，而且还属于国家。因此他要随便拍广告不行，随便搞其他的也不行，因为国家把他培养成材，他的价值属于国家。从体育这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国家的渗透力到了多么强大的地步。如何区别与划分国家权力领域与市民社会，仍然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我国经济要加强宏观调控，但是现在“加强宏观调控”里面又加了一点“完善”，那么如何“完善”宏观调控呢？宏观调控离不开国家的干预，这没有疑问；但是如果国家干预的力度过大会怎样？前不久吴敬琏教授在中央财经大学作了一个对话式讲座，探讨的就是如何从经济学或者法学的角度看待宏观调控。谁都不否认宏观调控，国家必须具有宏观调控功能；但是现在有一种回潮，大肆强调国家宏观调控的巨大力量，认为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单靠市场自己的力量已经不够了，市场需要借助国家的权力进行干预。于是历史形成这样一个循环：当国家权力过大的时候，人们就会想到市场，因为国家权力的扩张容易导致个人意志、长官意志；一旦市场过热，又会想到国家这只手的重要性，甚至国家这只手还要凌驾于市场之上。如果我们处理不好两者的关系就可能在这种循环过程中徘徊。
我这个问题的提出点，首先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国家观来说，国家本身是一个暴力工具，组织经济并不是国家的权力。随着理论的发展，现在认为国家具备一定的组织经济作用。但是，我们一定要分清哪些权力属于国家，哪些权力应该归市场或者归社会本身。这个界限不划清，我们国家在建设中就会出现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和私人权利混淆不清的现象；根本的问题是容易出现认识问题。
二 方法论的问题
既然市民社会是私法存在的社会基础，研究私法就离不开自然法学的思想和社会法学的思想，离不开经济分析的方法和社会分析的方法。传统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分析方法是工具主义，认为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社会中的一种利器。在1994年召开的罗马法大会中，我写了一篇论文，叫《罗马法的精神在中国的复兴》。当时原本想写《罗马法在中国的复兴》，但是有人说：你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罗马法在中国有什么复兴啊？你应该写《罗马法的精神在中国的复兴》。但是写完以后也有人批评：你所讲的“罗马法的精神在中国的复兴”包含的思想无非是把私法中的理念拿过来了。
当时我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 “从意志本位到规律本位”。传统上马克思主义是“意志论”，认为一切都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一切，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从方法论来说，这是一个意志论、是一个工具论。既然国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国家意志可以干预一切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法律意义的思想，就是国家权力无限。国家权力的无限必然导致国家的意志可以决定一切；而国家意志是谁来行使呢？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而政党由领袖人物组成，因而这些领袖人物就代表着国家的意志。在这个理念之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要领导人的意志发生错误、只要领导人的决策出现问题、只要领导人的判断出现偏差，那么，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其他领域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回顾我国五十多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重大的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害有多大。不久前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了现在我们国家电力短缺究竟是什么原因，以及要不要追究电力短缺的责任；文章认为我们的计划发展委员会对于发展电力的决策有失误。但是政府要求三年内不得建立新电站，说我们国家不是电力不足，只不过是季节性的短缺。昨天我看了国家发改委马凯主任的答记者问，他也是继续谈这个观点：现在的问题不是电站发展的不够，而是电力浪费很严重。问题是，现在有些地方电荒已经到了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一现象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那么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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