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权力与和谐社会
江平
【全文】
姚辉：同学们，晚上好！在这样一个春意盎然的晚上，能够听到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的声音，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同学们的热情也让人充分感觉到演讲人在大家心目中的分量。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江平教授的到来。（掌声）
今天是我们“民商法前沿讲座” 在新学期的第一讲，能够邀请到江平老师来讲第一讲，也是我们极大的荣幸。
按照惯例，我代表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利明教授，向江老师颁发特邀演讲人证书。（掌声）下面请江老师开始演讲。（掌声）
江平：今天是3月8日，首先向在座的女同学致以节日的问候！（掌声）到人民大学法学院作报告的分量，我掂了掂，觉得比在任何其他大学作报告更具挑战性，因为人大聚集了很多学习法律的优秀青年；但是王利明教授让我来讲一讲，我却之不恭。
大家知道，我现在没有专门对法学某些具体问题作深入的研究，但是我这个人又喜欢发表言论，什么方面的题目都谈一些。为了来这里做报告我密密麻麻写了十页的底稿，说明我还是认真准备了的。（笑）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社会权力与和谐社会》，后半段有点赶时髦之嫌；但是由于最近我们碰到一些关涉法律的事情，涉及到如何看待社会权力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希望从五个角度和同学们共同探讨社会权力及其有关问题。
一 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
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是两种不同的权力。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逐渐缩小国家权力，更多地扩大社会的权力；甚至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大社会，小政府”。我记得在七届人大会讨论海南建省问题的时候，当时给海南一个重要的意见就是海南必须要建立一个大社会、小政府。但是今天看来，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中国现状仍然是社会权力比较小，国家权力比较庞大且比较少制约。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如何考察或者看待民法的民事权利（私权）？对于这个问题，在1995年8月1日至4日召开的“国际法社会学第三十一届年会”上，我很荣幸地做了一个基调发言，讲的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分析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我们传统概念中国家和社会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国家学说，国家是在社会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且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出现的；国家从社会当中分化出来，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种力量，是一种暴力机构。这种暴力机构，从传统概念来说，只是暴力专政的工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时有人提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能不能使之和平地从资本主义转化到社会主义？能不能对其进行和平演变？当时认为，像法国、德国这种大陆国家，国家机器非常庞大，因而和平演变的可能性较小；而对英美国家而言，国家机器相对较小，所以完全有可能使之和平转变。
到斯大林时期，斯大林给国家加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即国家本身不仅具有暴力作用，而且还具有经济组织作用。这就使我们的传统理解发生了很大变化。按照传统概念，经济组织作用是社会本身的作用。但是从斯大林提出这个理论以后，经济组织作用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理念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既然具有组织经济的作用，也就必然产生国家计划经济。受这种理论的影响，我们传统概念中国家的权力相当庞大。
在座的同学基本生于七、八十年代，没有像我们这代人一样经历过国家对社会生活无孔不入的干预。应该说，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在社会主义国家达到了一个顶峰，干预的触角伸入文化领域、经济领域、体育领域乃至家庭领域。这种干预极大地限制了私人权利的领域，削弱了社会本来应该具有的自治功能。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实现“两个解放”：一是把本应属于社会自治的功能、社会的权力，从国家权力中解放出来；二是从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里面，给予地方一定的自治权。从高度的中央集权到适度的地方分权、地方自治，从高度的国家集权到社会权力的扩大、社会自治，这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一直追求的目标。正是基于此，我们常常讲：我们是社会主义者，不是国家主义者。国家主义是一切以国家权力为核心，而社会主义者应该谋求一个社会的和谐，谋求社会的自治功能。
若从国家权力核心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始终要看到国家权力或者说公权力其核心就是一种强制力。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国家、是以民为本的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但是，我们始终要看到，国家作为一个机器、一个暴力机构，它背后拥有国家强制力。为什么当前有些社会问题，比如强制搬迁，会产生这么大的矛盾？如果搬迁更多地依靠社会自身来解决，或许不会出现这样大的矛盾。而恰恰强制搬迁大量动用国家的强制力，使得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颇为紧张。所以，现在社会当中的一些冲突，往往不是发生在私权和私权之间，而是发生在公权和私权之间，而如何消解这种冲突是当前我们社会所要深刻思考的一个问题。老百姓见了戴“大盖帽”的，他害怕不害怕？他害怕！为什么？因为“大盖帽”代表着一种国家强权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