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Arthur Kaufmann, Gustav Radbruch. Rechtsdenker, Philosoph, Sozialdemokrat, München /Zürich 1987, S. 129f.
[30] Alessandro Baratta,“Relativismus und Naturrecht im Denken Gustav Radbruch”. In: Archiv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45 (1959),S.510,519.
[31] 爱德华· 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1882—1963），德国哲学家和教育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的学生。曾著有《生活的形式》（1914年）、《青年心理》（1924年）等。其教育理论，对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教育颇有影响。
[32]Eduard Spranger, “Zur Frage der Erneuerung des Naturrechts”. In: Universitas 3 (1948),S.410.
[33] 沃尔夫冈·弗里德曼（Wolfgang Friedmann，1907— ），德裔美国法学家。著有《法的理论》（1967年英文5版）等。
[34] Wolfgang Friedmann,“übergesetzliche Rechtsgrundsaetze und die L?sung von Rechtsproblemen”. In: Archiv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41 (1954/1955),S.351.
[35] Fritz von Hippel, Gustav Radbruch als rechtsphilosophischer Denker, Heidelberg/Tübingen 1951, S.18.
[36] 见《新约·使徒行传》第9章。圣经载：犹太教徒扫罗在前往大马色（今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途中突然被一束强光罩住，并受到（复活的）耶稣责备。此后他反省三天三夜，由此皈依耶稣并改名保罗。“回心体验”译名，见中义胜、山中敬一译：《グスタフ·ラートズルフ》，成文堂 1992年版，第31页。
[37] Gustav Radbruch, “Fünf Minuten Rechtsphilosophie”. In:ders.,Rechtsphilosophie, 4.Aufl. Stuttgart 1963, S.335ff.
[38] 见[德]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智慧警句集》，舒国滢译，法制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61-177页。
[39] 同上文，第169-172页。
[40] 在德国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弗莱堡的法哲学家弗里茨·冯·希佩尔（Fritz von Hippel）为代表。见Fritz von Hippel, Gustav Radbruch als rechtsphilosophischer Denker, Heidelberg/Tübingen 1951,S.35ff.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er）指出：通过上述公式，拉德布鲁赫在晚年就使自己转向“温和形式的自然法”（natural law in a moderate form）。见Edgar Bodenheimer, Jurisprudence:The Philosophy and Method of the Law, Harvard 1981,p.142.中国的法理学家也大体坚持这种看法。例如沈宗灵教授指出：二战后，拉德布鲁赫的法律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他批判了相对主义和实证主义法学，迅速地转向自然法学”（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8页）。张文显教授认为：“拉德布鲁赫的上述言论标志着他转向了自然法，这一行动彻底瓦解了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53页）不过，拉德布鲁赫到底有没有批判自己的相对主义，是否彻底瓦解了新康德主义，这些问题对于正确评价拉德布鲁赫思想的发展有重大干系。故此沈宗灵和张文显两教授的结论还有待斟酌。
[41] 艾里克·沃尔夫：《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的生平和著作》，载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智慧警句集》，舒国滢译，法制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264-266页。
[42] 见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智慧警句集》，德文版序，舒国滢译，法制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5页。
[43] Arthur Kaufmann, Gustav Radbruch. Rechtsdenker, Philosoph, Sozialdemokrat, S. 28ff.
[44] 英国著名法哲学家、新分析法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赫伯特·哈特（Herbert L. A. Hart，1907—1992）认为，战后德国法院将拉德布鲁赫含有人道主义的重大原则的法律概念适用于像“告密者案件”等司法实践中，因而“复活了自然法的论据”（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49页）。1950年，K.韦尔克（K. Wilk）将拉德布鲁赫、达班和拉斯克等人的法哲学翻译成英文出版，客观上对英语世界有关自然法学与实证主义法学的讨论起到了推动作用（见The Legal Philosophies of Lask, Radbruch, and Dabin, transl. by K. Wilk, Cambridge, Mass., 1950）。
[45] 卡尔·恩吉施（Karl Engisch，1899—1990），德国法学家。著有《法律适用的逻辑研究》（1960年2版）、《法律思维导论》（1971年5版）、《寻求正义之路：法哲学的主题》（1971年）等。
[46] Karl Engisch, “Gustav Radbruch zum Gedaechtnis”. In: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rafrechtswissenschat 63 (1950),S. 147.
[47] Georg Stadtmüller, Das Naturrecht im Lichte der geschichtlichen Erfahrung, Recklinghausen 1948, S.31.
[48] Erik Wolf, Grosse Rechtsdenker der deutschen Geistesgeschichte, 4.Aufl. Tübingen 1963, S.713.
[49] 保罗·约翰内斯·安塞尔姆·冯·费尔巴哈（Paul Johannes Anselm von Feuerbach，1775—1833），德国刑法学家。著名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之父。著有《实在
刑法基本原则和基本概念修订》（2卷本，1799-1800年）等。
[50] Arthur Kaufmann, Gustav Radbruch. Rechtsdenker, Philosoph, Sozialdemokrat, S. 189ff.
[51] 见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智慧警句集》，中文版序，舒国滢译，法制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5页。
[52] 引自林文雄：《法实证主义》（增订三版），台湾地区1982年10月版，第77页注释1。
[53] 参见陈根发：《论东亚的拉德布鲁赫法哲学思想研究》，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2年第15卷第4期，第1-8页。
[54] 陈根发：上揭文，第5页。
[55] 阿图尔·考夫曼在《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传——法律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中特别提及上述三位学者的博士论文（见Arthur Kaufmann, Gustav Radbruch. Rechtsdenker, Philosoph, Sozialdemokrat, S.138-140,209.）。博登海默在评述拉德布鲁赫法哲学思想时，将郑钟勗教授的博士论文作为研究拉德布鲁赫的重要资料加以引证（见Edgar Bodenheimer, Jurisprudence:The Philosophy and Method of the Law, Harvard 1981,p.142.）。
[56] 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陆就有一位姓徐的学者将拉德布鲁赫1914年版的《法哲学纲要》（Grundzüge der Rechtsphilosophie）翻译成中文，但这个译本在当时影响甚微（译本的具体情况尚待查实），后世基本无人知晓，故此拉德布鲁赫之学一直未能在中国大陆生根。20世纪90年代以后引介拉氏学说也是众多偶然因素合力所致，当然这不完全是受日本或韩国学者的影响，因为中国学者大体上都是在各自互不沟通的情况下不经意间“发现”了拉德布鲁赫的。有意思的是，东亚各国或地区对拉德布鲁赫的接引时间先后的差异，大致上也反映出20世纪以来东亚国家或地区对西学引进及研究程度和水平的差别，呈现出“时代落差”现象。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哲学思想述评*
舒国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一、 拉德布鲁赫生平与著作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1878年11月21日生于德国北部城市吕贝克（Lübeck）的一个商人家庭。他于1884年进入布塞纽斯博士文科中学（das Progymnasium von Dr. Bussenius）预科班上学。1892-1898年从预科班四年级转入“卡塔琳娜”文科中学(Gymnasium Katherineum)高年级班（五年级）学习。1898年春季，以“甲等全优”(primus omnium)的成绩获得文科中学毕业证。同年夏季，作为法科学生入慕尼黑大学学习。1898-1900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3个学期。1900-1901年在柏林大学学习2个学期。5月20日，在柏林高等（上诉）法院以“良好”成绩通过第一次法学国家考试。获法院候补司法官资格。1901-1902年在吕贝克任候补司法官。其间，利用休假到柏林参加了由弗朗茨·冯·李斯特主持的
刑法研讨班，准备博士论文。1902年5月13日，以优秀(magna cum laude)成绩通过博士口试，获博士学位。1903年12月16日，经卡尔·冯·利林塔尔（Karl von Lilienthal）的推荐和招聘在海德堡获教授资格。1905年10月1日起，他开始负责管理海德堡法律系图书馆。1906年夏季学期，在曼海姆商事高等学院（Handelshochschule Mannheim）受聘授课。1907年9月28日，与琳娜·格茨（Lina G?tz）结婚（1908年离婚）。同年当选海德堡市行政委员会（Heidelberge Stadtverorneten-Versammlung）的民主委员。1910年2月，由巴登邦弗里德里希大公二世委任为编制外副教授。1910-1914年担任海德堡市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及孤儿事务委员会成员。1913年8月，在苏黎世参加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的葬礼和纪念会。1914年3月，应聘担任柯尼斯堡大学（Universit?t K?nigsberg）编制内的副教授。1915年应征担任红十字会志愿兵。同年11月9日，拉德布鲁赫与柳迪娅·申克（Lydia Schenk）结婚。1915年-1918年服兵役。先在海德堡接受军事训练，然后出兵上阿尔萨斯（Ober-Elsass），此后出兵瓦伏尔平原（Woevre-Ebene）。在里堡（Libau，勒特兰Lettland）接受军官培训。1918年7月，担任少尉（Leutnant）。1919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同年10月1日起任基尔大学（Kiel）正教授。1920年当选为德国议会民主党议员党团（die Fraktion der Mehrheitssozialist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成员。在海德堡参与修订新社会民主党党纲（1925年发表）。同年3月13-19日，于卡普政变（Kapp-Putsches）期间在基尔遭拘禁[1]。后担任德国国民议会
宪法制定委员会委员（Mitglied der Verfassunggebenden）。1921年10月26日，任命为维尔特内阁（Kabinett Wirth）司法部长。1922年负责起草《保卫共和国法》、《关于陪审员和陪审法官补偿法》、《关于妇女任司法官与职业法官特准法》。10月，负责起草《德意志通用刑法典草案》。11月23日，在维尔特内阁倒台后，返回基尔大学担任教职。1923年8月13日，再次接手斯特来斯曼（Stresemann）第一届和第二届内阁司法部。在11月份退出斯特来斯曼内阁后，再次回基尔大学任教授。1926年8月11日，在议会发表纪念
宪法日演讲（《共和国的义务论》）。秋天，受海德堡大学招聘。11月13日，在海德堡发表就职演讲《法律上的人》。1928年回绝汉堡大学的聘请。1929年1月23日起，担任布鲁赫扎尔男性监狱顾问（Beirat der Bruchsaler Strafanstalten）。1931年回绝柏林大学的聘请。1933年5月9日，巴登邦（纳粹）当局被解除公职。1934年被迫回绝国外的聘任和邀请（考纳斯大学[Kaunas]、纽约大学、苏黎世大学、里昂大学）。1935-1936年作为牛津大学大学院客座研究员，在牛津大学访学一年。1938年11月21日，东京商科大学（一桥大学）出版其60周岁祝寿论文集。1939年3月22日，其女儿蕾娜特·拉德布鲁赫（Renate Radbruch）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雪崩事故中遇难。1942年12月6日，儿子安塞尔姆·拉德布鲁赫（Anselm Radbruch）担任少尉在东部前线严重受伤后死亡。1945年9月7日，拉德布鲁赫恢复教职并担任海德堡大学法学院院长。1948年7月13日，告别（教坛）演讲。7月14日，重新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1月21日，举行70寿辰纪念，同时被授予海德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出版祝寿论文集《文化哲学与法哲学论稿》。入选海德堡科学院。1949年11月21日，拉德布鲁赫突发心肌梗塞，11月23日在海德堡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