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德布鲁赫一生著述甚丰。主要作品有：《论堕胎》（与格罗特雅恩合写，1921年版）；《法律智慧警句集》（阿图尔·考夫曼编，1963年版）；《论启蒙时代的崇高精神：人道主义和共济会主义之思想史论稿》（拉德布鲁赫编，1948年版）；《法学导论》（1910年）；《论
刑法的优雅：
刑法史研究十四题》（1938年）；《作为难题的新教团契》（1927年）；《德意志通用刑法典草案》（1922年，1952年版）；《保罗·约翰·安塞尔姆·冯·费尔巴哈：一个法学家的生平》，（1934年版）；《费尔巴哈纪念演说以及3篇学术遗稿》（1952年版）；《特奥多尔·冯塔纳，抑或怀疑与信仰》（1945年）；《法西斯主义刑法》（1933年）；《助产与刑法》（1907年版)；《英国法的精神》（1946年）；《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1946年）；《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天主教会》（1950年）；《人物与思想》（1944年）；《犯罪史》（与亨·格文纳合著，1951年版）；《法哲学纲要》（1914年版）；《行为概念：其对
刑法体系的意义——兼谈法学体系论》（1904年版）；《心灵之路：我的生活片段》（1951年）；《你们诸位年轻的法律学生！》（1919年版）；《司法漫画》（1947年）；《法律警句集要：致安塞尔姆的格言集》（1954年）；《社会主义文化论》（1922年）；《法律思维中的分类概念和秩序概念》（1938年）；《超越马克思主义？》（1926年）；《法律上的人》（1927年版）；《法律上的人：有关法的基本问题的报告和文章选集》（弗里茨·冯·希佩尔负责整理，1957年版）；《作为法律思维形式的事物的本性》（1948年版）；《
刑法改革和民族社会主义》（1933年）；《法理念的难题》（1924年）；《1932年版卡尔五世刑事法院规则》（拉德布鲁赫注释，1939-1940年版）；《论这场战争的哲学》（1917年）；《监禁心理学》（1911年）；《论法的宗教哲学》（1919年）；《共和国的义务论》（1926年）；《法理念与法的质料》，（1923-1924年）；《共和国司法部的荣誉和终结》（1948年）；《罗马法与革命》（1919年版）；《司法：格尔利茨纲领释义》（1922年）；《法哲学》（1932年版）；《法哲学补遗》（1973年8版）；《法哲学和法律实务》（1932年）；《社会民族国家中的法》（1919年）；《作为法律创造的法学：议法律方法之争论》（1905年）；《社会主义与文化》（1919年）；《作为学科的公民教育》（1948年）；《19世纪的三本刑法学教科书》（1949年）；《公民课程的任务》（1924年）；《论犯罪学体系》（1930年）；《信仰犯》（1924年）；《1928年8月11日共和国政府庆典上的宪法演讲》（1928年）；《法哲学入门》（1947年版）；《拉德布鲁赫全集》（阿图尔·考夫曼编，20卷本，1987年以后）。
二、拉德布鲁赫相对主义法哲学概要
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是一个论题广泛的开放体系。这一点可以通过其著名的《法哲学》（1932年3版，1983年9版，1999年由Ralf Dreier和Stanley L.Paulson编学生版）所讨论的内容予以证明。在这本被誉为“最后的古典法哲学”[2]著作中，拉德布鲁赫不仅研究了现实与价值、法的概念、法与道德、法与习俗、法的目的、法的效力等传统法哲学课题，而且还讨论了法的历史哲学、法的宗教哲学、法律人（Rechtsmenschen）的心理学、法美学、法学逻辑以及公法与私法、人格、所有权、契约、婚姻、继承权、
刑法、死刑、赦免、诉讼、法治国、教会法、国际法、战争等等问题[3]。当然，这个法哲学之精髓（至少在拉德布鲁赫的早期思想中）表现为一个三元体系（trialistisches System）的“价值相对主义”。
拉德布鲁赫认为，任何科学至少要能够做到三个方面的事情：首先，它能够根据体系的完整性展开可能的价值评价；其次，它能够阐明实现价值评价的手段及由此而确定的推导过程；第三，它能够揭示任何价值评价立场的世界观的前提条件[4]。依此标准，他从法概念的定义出发来建构自己的法哲学体系。
他在1932年版的《法哲学》中将“法概念”界定为是“一个文化概念”，“也就是说，一个关涉价值的现实的概念，它具有为价值服务的意思。法就是具有为法价值、法理念服务这个意思的现实。因此，法概念是指向法理念的。”[5]在1947年的《法哲学入门》中，拉德布鲁赫更为简括地指出：“法是具有把法理念转化为现实这个意思的东西。”[6]
拉德布鲁赫的法概念从一开始就显露出两个特性。首先，它不是实证主义的。实证主义法概念的意思是说：法是只要形式上正确发布，而不管其内容善恶都是法。与此相反，拉德布鲁赫强调：法律只有当其关涉正义时，只有当它以正义为取向时，才具有法质（Rechtsqualit?t）。其次，拉德布鲁赫的法概念也不是自然法意义上的，因为“正确法”（richtiges Recht）与绝对的法价值——正义还不可相提并论。法尽管必须以法理念为取向，但法与法理念之间并不完全协调一致时，它仍不失为是法。按照拉德布鲁赫的看法，现实中所存在的只有“近似的”（ann?herungsweise）正确法。
要把握这样一个法概念，我们必须要了解拉德布鲁赫法律观的哲学背景。在第一次海德堡任教期间（1903-1914年），拉德布鲁赫通过亨利希·利维（Heinrich Levy）和埃米尔·拉斯克（Emil Lask）[7]熟悉并接受了当时的德国哲学思想。利维使他信奉应然和实然、现实和价值之间的方法二元论，拉斯克使他认同西南德意志新康德主义价值论和“价值关涉”的思想。这个哲学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价值的东西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予以实现。有没有一种客观的、自在的价值（an-sich-seiende Werte）？换言之，是否只存在主观的价值评价？假如前两种情况都不存在，那么价值的东西是否（只）在价值性的事体（Sachverhalten，事象）上存在？
拉德布鲁赫的法概念是一种“折衷的”观点。在他看来，法是一种“关涉价值的”现实。一旦现实和价值之间具有某种“关系”（Beziehung，Relation），那么它们两者就不能通过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相互隔开。然而，拉德布鲁赫本人毕竟还是把自己看作是方法二元论的信奉者的。根据方法二元论，某个应然，——因此，也包括法，可以追溯至一个更高的应然，最终追溯至最高的应然（拉德布鲁赫称之为“法理念”，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8]称为“基本规范”），确切地说：根据演绎法从应然可以推导出应然，但决不可能根据归纳法从现存的东西、实际的东西和事实的东西得出应然的东西。自然和文化是俨然有别的。因此，文化现象只能根据它们固有的目的、而不是从（自然）原因出发来加以确定。正如科学规范、道德规范和艺术规范一样，法律规范也是文化法则（Kulturgesetze，文化规律），而不是自然法则（规律），前者包含应然，后者包含必然（Müssen）。这样的文化法则最终以绝对价值的实现为指向（所谓“价值关涉”），但它们并不等同于这些价值。同样，对拉德布鲁赫而言，法也不是纯粹的正义；在这个意义上，他从不是一位自然法学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s）早就意识到，没有任何法律规范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是绝对正义的。只要它基本上确定是为正义服务的，那它仍然还是法律规范[9]。
由此，拉德布鲁赫得出结论：法只有当其“关涉”法理念而确定为这种理念服务时，才实际上是法。在拉德布鲁赫看来，法理念作为法之成为法所必须定向的目的，包含三个方面或者按照3个方向展开：第一个方面是作为平等原则的正义；其含义是指：要平等地对待平等的事情，不平等地对待不平等的事情。拉德布鲁赫认为，这项原则本身是绝对有效的，但也只是形式上的。因此，它需要第二个方面，即合目的性[10]（其另一用法，也称公共福祉之正义，Gemeinwohlgerechtigkeit）；它属于是内容上的，但又只是相对的，因为个人主义、超个人主义和超人格法律价值之间还不能被科学地加以决定。这样，就需要第三个要素，即法的安定性，也就是说，一种力，它对法律的内容有着权威性的决定作用。 在这个三元体中，法的安定性具有优位。按照拉德布鲁赫的看法，价值和法的内容不是知识（Erkenntnis），而只能是信仰（Bekenntnis）[11]。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断言，什么是公正的；那么，我们就必须确定，什么应当是正确的；这样，制定法应当满足该使命，通过权威的绝对命令来结束相互对立的法律观点之争论；同样，法的制定也必须具有某种意志，面对任何对抗的法律观点时能够得到执行。谁能够执行法律，那同时就证明：他被赋予了制定法律的权限。”[12]“法在其内容上无论会怎样不公正地来形成，它都总是要通过其纯粹的定在来实现某种目的，即：法的安定性的目的。”[13]
尽管如此，它还不是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的核心部分。其核心内容则是目的理念（Zweckidee）。作为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信奉者，拉德布鲁赫摆在第一位要做的，就是重新进入到实质的哲学（materiale Philosophie），他想要“克服施塔姆勒苍白的抽象和唯理智论的片面性，而确立一个在内容上加以满足的社会理想”（马克斯·恩斯特·迈耶尔语[14]）。不过，这里重要的是，我们不可能在科学上精确地认识到：哪一种目的、哪一种价值对法的形成是决定性的。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把法理念这三个方面的相互关系看作是固定不变的，而总是把它看作是运动变化着的。也就是说，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强调重点，它们彼此间处于何种位阶关系之中，则依法律所在的那个社会的基本观念（Grundanschaung）而定。拉德布鲁赫的弟子艾里克·沃尔夫（Erik Wolf）[15]曾就此做过这样的解释：“这个三元整体（trialektischen Ganzen）[16]的某个部分获得在功能上的‘优先’（prius），这种方式并没有扬弃三个组成部分在原则上的‘等值性’，而只是强调，由于相对主义自身的‘正义’容易遭受实际的历史‘形势’排压的威胁，它总是要求比其他两个价值更要受到重视。所以，1914年前后（当时处在官僚宪政体制统治的司法国家时期），要求均衡地分别强调所有三个矛盾的法律价值，因为它们适应‘形势’的需要。1922年前后（由于社会法治国的缘故），（社会）‘形势’要求突出法律中的合目的性。1932年，问题的关键首先是法的安定性，因为当时正遭受着福利国家全权主义化的威胁。但是，1933年，因为当时形式的‘合法律性’想要掩盖实质的不法，所以必须强调正义。最后，1945年最要紧的，是预防将来无司法的强权国家的复辟。”[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