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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总是以自己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因此，人的社会行动背后总是存在着某种知识图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将理论研究对象的构成性要素落实在“知识”而不是“社会行动”上，似乎更加接近“元”理论的视域。任何理论的首要功能都是解释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而“从元理论的角度看”则意味着考察相对于一定的解释理论的世界是如何存在的。就我们所处的这个时空位置而言，主导性的知识图景或解释理论仍然是由笛卡尔和牛顿所开启的理性主义传统，它所相对的社会世界则是韦伯所揭示的以“祛魅”和“理性化”为特征的“现代”世界。这一解释理论在理性全知全能的假定之上建立了一个严格决定论的解释框架，对此，拉普拉斯在《概率论》引言中有生动的描述：“让我们想象有一个精灵，它知道在一定时刻的自然界里一切的作用力和组成这个世界的一切东西的位置；让我们又假定，这个精灵能够用数学分析来处理这些数据。由此，它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把宇宙中最大物体的运动和最轻的原子的运动都包括在同一个公式里。对于这个精灵来说，没有不确定的东西，过去和未来都会呈现在它的眼前。”[7]直到本世纪初，爱因斯坦虽然以相对论极大地发展了经典物理学，但在严格决定论这一点上，他与牛顿还是一致的，这明显地表现在他与“哥本哈根学派”(量子力学之源)的那场著名论战中，他曾致信玻尔： “你相信掷股子的上帝，我却信仰客观存在的世界中的完备定律和秩序。”[8]。从元理论的角度看，所谓决定论与非决定论都是相对于一定的解释世界的理论框架而言，自然科学中的决定论，乃是建立在对其解释工具——数学之完备性的信仰之上。一旦自然界中的某种现象或过程为科学家的理性所把握、并用数学这种形式语言来加以表达，人们便总是可以想出办法来影响或控制这种现象或过程。而人类的理性最终是可以借助数学而把握住所有的现象和过程的。与自然科学试图通过认识自然来控制自然的动机一样，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一种根据科学规律来控制社会的欲望。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基本上只关心“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现实及其所面临的问题。从方法论上，早期的社会科学主要是模仿牛顿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模式，试图通过观察和实验收集基本经验素材，然后用数学这样的形式语言对这些素材进行因果性的逻辑分析，从而得出一些一般性的公理式命题。借助这些揭示客观规律的命题，作为“社会工程师”的决策者、国家发展计划制订者和管理者就可以制订出相应的法律和规则，从而对社会实施“科学化”的管理。在这方面，奥古斯都•孔德的人类知识进化论印“社会物理学”以及斯宾塞的进化论社会学是两个突出的例证。他们都把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不断进化的机体，而工业文明则代表着进化链条上的高级阶段，而通过实证性的科学来研究和控制社会与自然则是工业文明的首要标志。[9]这种“实证主义”的取向在19世纪一直主导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并通过“维也纳学派”的“科学统一性”[10]理论在20世纪继续保持着重要地位。由于这一类社会科学试图在人类社会中确立类似于自然规律的法则，人们通常把它称作“法则科学” (nomologic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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