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人的社会行动
郑戈
【全文】
继《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和《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两部论文集之后，邓正来先生又为汉语学术界贡献了《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如果•仅从这几本书的名称上看，我们很难推测出它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由此可能产生的猜测 包括：作者的研究旨趣是否发生了转移?作者是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博学而在不同的题域之间“纵横驰骋”?作者是不是一个学术界的“追’新’族”，总是随着时代“品味”或时尚的变迁而转换自己的研究课题?但是，一旦我们平心静气地坐下来阅读这三本文集，哪怕只是阅读其中的三篇“自序”，先前的猜测便会受到否定。可以看出，作者既没有任意转换自己的研究领域，也不是固守在一个别人给定的“课题”上。相反，这三部文集中收录的作者从1992年到1998年间撰写的19篇论文具有某种内在关系相当复杂的连续性，其中的问题结构环环相扣，由此引发的分析和论证也呈逐渐拓深之势。因此，本文的主题虽然是评论《自由与秩序》一书，但是，只有 通过全面观照和考察这三部文集中所体现出的一贯的问题意识和运思脉络，这种评论才能找到可能的坐标和尺度。
一
在学术场域，知识生产者与知识消费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不能用供求曲线来描述的复杂关系。 仅举一例而言，由于国内学者往往习惯于在自己著作的序言部分交代自己写作的缘起(这里特指 写作作为一种事件的发端)，而不是说明自己的这一知识产品在相关学术脉络上的位置以及作者所欲解决的问题，所以，许多读者也便因不关心不具有普遍意义的私人事件而不再关心序言的内容。读者对待序言的这种习惯性态度转而又使更多的作者不再认真地对待著作的序言，从而强化了上述写作序言的惯习。在这样一种写作一阅读关系中，那些在序言中交代了全书的问题结构和理论渊源等重要内容的作者便极可能会蒙受巨大的损失，而那些试图全面理解此一作者的论题和论式的读者也可能会付出许多额外的成本。从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知识生产者的写作惯习(一种为大多数知识生产者所接受的知识生产方式)与知识消费者的阅读惯习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生和彼此强化的关系。这样一种关系由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或学术人”(humo academicus)同时扮演知识生产者和知识消费者两种角色而得到增强。这种双重角色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学术人”的阅读往往是一种生产性的消费，因此，他／她们的阅读方式直接影响着知识生产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