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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将抽绎出一些用来在后面进行分析的范畴，首先是“人累”，而“人累”又被区分为“量累”与“质累”。“量累”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由总人口数量的增加所形成的对选举制度的“绝对压力”；一是由应考者人数的比重增加所形成的对选举制度的“相对压力”。而“质累”也可分为两个方面∶即一是才能之异所造成的“质累”，一是由品质之异所造成的“质累”。我们当然不会认定这就是导致古代选举陷入困境的或唯一重要的原因，但它至少是一个一向被人忽视的关键因素。
或说何种制度之起不是由人所创，何种制度之衰又不是为人所累？这样，说“人累”不等于什么也没说？然而此处所说“人累”却有其特定涵义，是与古代中国的选举本身的性质有关，古代选举本质上是一种选拔少数精英，使他们居于社会政治高位的制度结构，它所要求的人才是才智与道德水平须相当地高于社会水平线的人才，他们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事实上都是少数，因此它不同于那种需要人们广泛参与的制度活动（如经济活动、大众民主），相反，它必须始终保证某种优质少量才能顺利运作。因此，对于古代选举来说，有时仅仅数量的某些变化就有可能使其受到拖累，乃至于陷入困境。
人之量累
我们可以先由以下一些统计数字约略观察到人口增长对古代选举客观上构成的一种“绝对压力”。察举时代两汉岁举孝廉的统计数字及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见表一15）虽系推算估计，不可能完全精确，但还是大致反映了当时情况，两汉多数情况下是每二十万人岁举一人，且无公开，自下而上的自由报考，故奔竞之风还是受到相当的约束，人口的压力要比选举时代为轻，但是，在一个朝代内，每年所举的人数是基本持平的，而人口在王朝晚期显然要比在王朝早期增加许多，因而就还是不能不对选举形成某种压力，尤其在君主有时逞其喜好，打破常规的时候。
表一 两汉岁举孝廉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略）
再看科举时代的情况。由于其他科目以及举人以下功名的数字难于取得，我们仅看历朝录取进士的情况∶
表二 科举时代历朝年平均录取进士数20（略）
由表二可看出，唐代科举尚承魏晋南北朝贵族之风，进士远比后世少而贵，在两宋则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录取进士数大为增加，达到了一个最高峰，明代则减少，而清代略增，但清代中叶以后，人口已比明代、比宋代增加了数倍。
表三 科举时代历朝录取进士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23（略）
我们看表三几个具体年份录取进士数占当时总人口的比重。唐代虽行科举，但进士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极小，基本上还是一个贵胄社会，或如陈寅恪所言，是一个有赖于门第的旧贵族与借助于科举的新贵族并存及相争的社会，至宋考试行糊名、誊录、锁院等，取士全然不问门第，且数量较大，士大夫多出草野，贵族世家就无论新旧而皆消亡，社会就渐转成一个完全的选举社会了。然而，由此所造成的对社会的搅动、人口的递增及普遍期望值的提高，反过来又加重了对选举本身的压力。 人之存在是一最确凿的事实。一个人要生存，就必须吃饭、穿衣、居住、行走、活动，而且他还要追求自己的目的，自己的幸福。24 马尔萨斯不过是在他的时代里注意了一个最明白却又最容易为人所忽视的事实，并估量了这一事实将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他的结论是悲观的，却未曾不是出于悲天悯人之心。其指出的常常令今人觉得不快甚至毛骨耸然的自然出路（战争、瘟疫等），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历史客观事实的描述，而并不是要作为救治之方推荐给统治者来实行。而这种人出生长大之后客观的自然强制的解决办法，今天看来似已可以用人类事先主观有意的补救（如计划生育）来替代。马尔萨斯当时还没有料到日后工业革命的规模和计划生育的技术水平，但他提出的问题从长远来说仍然有效∶相对于人类来说，资源可能总是显得不足；或者反过来说，相对于资源来说，人类可能总是显得过多，如果人类还是现在这样集中注意满足不断增长的物欲的话。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其主导价值系统内一直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它主张“慎终追远”，尊敬祖先，孝顺父母，而又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提倡多子多福，另一方面，它又不以生产力迅猛发展与财富的大量增加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是重义轻利，重农抑商。这样，迅速增长的人口与相对萎缩的生业的矛盾就相当突出，而历史上一治一乱的反复循环也与此大有关系。25
人口因素首先影响到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及生活水平。傅筑先认为∶人口压力使中国历史上早期的土地公有变为“计口授田”的井田制，然后又使授田与休耕的井田制亦不再可能。26 为了应付人口压力，中国历史上后期的地产实际上划分得越来越小，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27 农业生产也日趋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然而，即便加上如洪亮吉（1746-1809）所谓“水旱疾疫”之“天地调剂之法”，以及“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等“君相调剂之法”，也难于解决承平日久条件下人口剧增的难题，所以洪亮吉说其深为“治平之民虑也”。28洪亮吉说，按五十年以前物价计算，当时一人食力约可养十人，而“今则不然，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何况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此数十倍之游手好闲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29
人口压力造成的生计压迫使人纷纷弃农而从事他业乃至无业，晚明何良俊（约公元1524-1573）说：“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在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遂末之人尚少，今在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矣。”30
以上洪、何所言数字或不很精确，但这一趋势却是确凿无疑的。如果说高官富贵之诱惑，尚因其隔如天堑等各种原因，最初尚不易真正成为大多数人心中的动机的话，生存下去还是坐以待毙的压力却可以使人们走向一切可以自救自存的出路，而在这些出路中，科举无疑又是最具吸引力的。所以，凡是略微能学、能文的，都有可能蜂涌走上此途。顾亭林曾说明末五十万生员中，大部分都只是为了“保身家”而已，因为考上生员不仅可以免死、免役，还可以免去一些官府的压迫和欺凌。而如此大量涌入科举一途的结果就使科举发生了性质上的某些变异，人口的压力就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这往往受到重视），也将影响到人们精神生活的水准（这往往不易为人注意）。物质资源的匮乏最终也影响到精神资源的贫困。总之，由于生计的逼迫，人口的剧增不仅会加重对选举的绝对压力，也会同时加剧对选举的相对压力，不仅使报考人的绝对人数、也使其在人口中的比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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