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之，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一直遭受着人口数量的巨大压力，遭受着人的素质所带来的趋下变异之苦，它所采取的的对策主要是：一是不断地加长“走廊”，亦即增加功名的层次，增加考试的次数；汉代被察举者可以从乡间直登朝廷，唐宋科举层次也还算少，而明清却得经县、府、院三试才仅能入学，又须参加科试才能应乡试，乡试中举后才能应会试，会试中后才能应殿试，此外还有秀才的岁考，举人的复试，进士的朝考等等名目繁多的考试；二是立严录取的标准，考试内容的限制越来越严，自由发挥的余地越来越少。在传统政治的格局下，科举名额有一个很难逾越的限度，因为传统政治并不需要那么多官员，原有的官场已经臃肿，扩大名额往往只会近一步加剧百姓的负担，并激起另一轮竞争的浪潮，而不扩大名额又将使人才压抑，“人才无可表现，于是有大乱。”80
这就是选举社会所内在地具有的一个深刻的、难解的矛盾，这一难解的矛盾常常使社会陷入困境，对这种困境的解决办法有时是靠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即客观上通过战乱、通过改朝换代来得到大的缓解。战乱使人口大大减少，并有鉴于战乱中官员首当其冲，“世家先亡”、“大家先覆”，人们期望值降低，经济压力也减轻，应试者人数比例也会相应减少，然而，当时光流逝，和平持续，生息繁衍，选举可能又会陷入另一轮困境。只是中国在未遇西方前，尚能一次次走出这一困境而已。
【注释】 1 科举之废究竟定于何年为妥？1905年9月2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清廷“上谕”宣布∶自下年“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样，若从事实言，前此一年（1904）举行的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会试就成为最后一次会试，前此二年（1903）举行的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乡试就成为最后一次乡试，但当时人并不知此，故我们似不宜以1904或1903年为定。而若从上谕宣布所要废者而言，则对象是预定下年（1906）的乡试及嗣后的会试，以及各省岁、科考试，但这只是指一个开始的年份，因1905年本非举行乡、会试之年，并且，正象前面一样，对于错开年份举行的科举乡、会试，究竟以乡试还是以会试为准亦难确定，且此后亦非所有科举系统的考试全部废止，为旧学寒儒筹设出路的优贡、拔贡等考试照旧举行，且又新辟了给予留学生以进士、举人等科举功名的考试。所以，我们选择以清廷决定并宣布废除科举的1905年为科举废除之年。
2 笔者仅见香港中文大学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中有叙述科举之废的专章。
3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台北：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74年再版，页48-49。
4 钱穆：《国史新论》，1966年第3版，大中国印刷厂承印，页24。
5 转引自贾志扬：《宋代科举》，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页10。
6 转引自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334-6。
7 余秋雨在《十万进士》一文中也写道：“科举实在累人，考生累、考官累，整个历史和民族都被它搞累，我写它也实在写累了。”见《收获》1994第4期，页136。
8 如曾丰在《缘督集》“答任子厚秀才序”中说：“夫人少则求进易，人多则求进难。少而易，循常碌碌，可以自奋；多而难，非有大过人之功，莫获进矣。”
9 转引自《清会典事例》卷389，《礼部·学校·训士规条、考试规条》乾隆五年“训饬士子文”。
10 从后面朱子对宋代科举的批评也可看出：在客观原因方面，他也认为科举的主要症结是人累。
11 载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页116-117，页120-121。
12 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页130、136、142、175。
13 近人常批评传统中国未脱宗法形态，“国不象国”，一般老百姓很少感觉到政府的存在，终其一生可能都未见过官，一个人可能旅行数千里遇不到一个类似现代“警察”的官员。
14 顾亭林认为，生员70％是为了保身家，见其“生员论”。
15 根据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页102表并补充页105有关人口资料而成，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6 据《汉书·地理志》所载汉平帝时人口。
17 永元年间（公元89-105）的新规定主要是增加边疆地区的名额。
18 据《续汉书·郡国志》注所列汉章帝时人口。
19 据上书汉顺帝时人口。
20 表中进士数是根据黄光亮博士论文《清代科举制度之研究》的各朝统计数，台北：1974年8月打印本。因朝代更迭频繁、短暂，未列五代，另外，萧源锦《状元史话》中的统计数约有不同，可以参考，他统计的历朝进士数是：唐6637（缺一榜）、五代十国635（缺三榜）、宋42548（缺二榜）、辽2555、金1916（缺二十二榜）、元1135、明24610、清26699，总计是106855人，参见《状元史话》，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页57。
21 元代因停科举多年，故平均数较少。
22 何炳棣的统计是24594人，比这略多。又何炳棣统计明会试共85次，每次平均录取288人，每年平均录取90人；清会试共112次，每次平均录取239人，每年平均取100人。参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bel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页189。
23 以上人口数是根据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中提供的几个户口统计数字选择而定，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页317-318，何炳棣认为后两数字较为可靠。录取进士数是根据《文献通考》、《古今图书集成》及《明清进士题名录》，其中元、明两个进士数因当年未开科，时间上有些错动。
24 这不仅是今天人所共认的权利，也为古人所承认，虽然古人也注意人之差别。
25 如本世纪初有人撰文指出：“盖中国之治乱，与人口之众寡相比例者也。中国之治，非真有求治之道也，徒以人口之寡少耳。中国之乱，亦非真有致乱之道也，徒以人口之增加耳。观中国自古代以来，其户之数，大抵以五六千万为极盛。汉平帝时，户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人，为西汉户口极盛之时，而卒有王莽赤眉之乱。东汉桓帝时，户口五千六万六千有奇，为东汉户口极盛之时，而卒有黄巾董卓及三国之乱。隋文帝时，户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为隋代户口极盛之时，而卒有隋末群雄之乱。唐天宝时，户口五千二百九十万有奇，为唐代户口极盛之时，而卒有唐末群雄之乱。宋大观时，户口四千三百八十一万有奇，为北宋户口极盛之时，而卒有女真之乱。明万历时，户口六千六十九万，为明代户口极盛之时，而卒有张李之乱。岂非大乱之生，皆由于人民之过庶哉？及观大乱既平之后，即光武中元时，户口仅二千一百万七千有奇，晋武帝时，户口仅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有奇，唐高宗时，户口仅三百八十万，唐元和时，户口仅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宋淳熙时，户口仅一千二百万有奇，国朝顺治九年，户口一千四百四十八万三千八百五十人，以统计之学言之，则昔之养给数人者，今仅为养给一人之用，焉有不家给户足者哉？”原载1904年5月25日的《警钟报》，《东方杂志》第1卷第6号（1904年6月）转载。又参见罗尔纲对太平天国人口压力的分析，见《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八卷一期“太平天国前的人口压迫”。汪士铎1855-1856年的《乙丙日记》中也认为人口每30年增加一倍，带来动乱与人口质量下降，也招致外国侵略，他主张晚婚、少育，限婚配，甚至溺婴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