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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选举就是由下举上，客观上是一条功名荣耀、富贵利禄之途，所以它总是保持着对广大社会的巨大吸引力，如汉文帝“初即位，诏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事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31 而后至武帝时，窦太后崩后，“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32
有时上之所好更加剧了下之奔竞，如西汉末王莽掌政时的元始五年（公元5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33 又如东汉灵帝时，“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贾小民，为宣陵孝子者，复数十人，悉除为郎中、太子舍人。”34 再如唐武后时，“初，试选人皆糊名，令学士考判，武后以为非任之方，罢之。而其务收人心，士无贤不肖，多所进奖。”35
学术的传播、教育的普及、循吏的教化，客观上也使更多的人向往和走向此途的一个更为持久的因素。例如：“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36 西汉时循吏、蜀郡太守文翁“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37
人口对选举的相对压力因时间、地域的差异呈现不平衡的状况，总的说，是战乱甫平，王朝初建时压力很轻，朝廷有时甚至采取措施不惜降低标准，提高出身之任官标准来吸引人们，而当承平日久，人口蕃生，压力越来越大就改而立严标准。如《晋书》卷七十八《孔坦传》载：“先是，以兵乱之后，务存慰悦，远方秀孝到，不策试，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有不中科，剌史、太守免官。太兴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又《新唐书》卷四十五《选举志下》载：“初，武德中，天下兵革新定，士不求禄，官不充员。有司移符州县，课人赴调，远方或赐衣续食，犹辞不行。至则授用，无所黜退。不数年，求者甚多，亦颇加简汰。”《宋史》“周必大传”中也记载：曾任左丞相的周必大说：“大抵创业之初，入仕之途寡则阙员为多，承平既久，入仕之途众而官始冗矣。……流弊及今，抑又甚焉。鱼贯於都门，至於铨曹守选之人殆过二千，率数十而竞一阙，五、六岁而俟一官，士而至此亦可谓淹滞失职矣。”
贾志扬（John Chaffee）根据他对宋代科举的研究指出：宋参加各州检定考试的考生人数在十一世纪初期约为20000至30000人，而在一个世纪之后，参加1099、1102、1105这几年考试的人数已达79000人。到十三世纪中叶，光是中国南部（即南宋）的考生大概就已达400000万人以上。在这种压力之下，政府不得不把州试的法定配额比率从1009年的5/10降到1275年的1/200。再以南宋时期出进士的一个主要地方，福建的福州府为例，1090年在3000名考生中只有40个举人的名额（1/75），而1207年在18000多名考生中仍只有54个举人名额（1/333）。两浙西路的严州1156年在1781名考生中只有18个举人名额（1/100），到1262年，考生增到7000多人，却仍然只有18个举人名额。统计还表明：读书人的人数相对于人口的其余部分也在增长着，而不仅是与宋代的人口同步增长而已。38 政府由此常常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例如，在公元1000年，它授予了1500多名各类学衔，其中409名为进士，所授学衔比中国历史上任何其它年份为多。而两年以后则不得不紧缩名额，只授予了38名进士和186名诸科学衔，然而由此又引起严重骚乱。39 这样，随着宋朝的发展，官僚机构就越来越显得臃肿了，官员的人数日益超过可以获得的官位。40
在地域方面，则是文风愈盛的地方报考人愈多而学额就相形见少，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上谕提及：四川之直隶茂州及所属保县，直隶松潘厅、宁远府之越隽卫等处，均属边侥地瘠，向学寥寥，而取进额数，茂州、保县各十二名，松潘、越隽各八名，人少额宽；至直隶资州、直隶眉州、直隶达州之新宁县等处，应考童生自七、八百至千余名不等，而取进额数，资州八名，眉州十名，新宁四名，人多额少，较之茂州等处，不无偏枯。湖南浏阳考文生员的童生通常为2000人，而学额仅12人，但在安乡考生虽刚过200人，学额却有15个。在河南南阳，十九世纪初每次有将近二千名考生竞争16个文生员和16个武生员学额。广东南海、番禺两县，道光十二年（1832）有考生二千名以上，而据说附近香山县还不足其半数。道光十三年（1833）在广州举行的一次府试中，据说所属七县有二万五千名考生应试。道光十五年（1835），学政在广州主持一次院试，据说参加者达五千至六千人，而江苏苏州府举行的一次院试竟达约万名考生。41
清代决定生员录取的院试一般每三年举行两次，每次院试录取名额，顺治十五年定大府学为20名。大州、县学15名，小州、县学4-5名，后中、小官学名额有增加，报考人与录取数之比平均约为100∶1。太平天国前夕，全国1741所官学每次院试录取名额为25089名。张仲礼估计在太平天国前夕，全国文生员约53万人、武生员约21万人，合计约74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道光22年户部统计数40230万）的0.18％。42 乡、会试三年一次（但有时增加恩科），全国乡试的举人名额，顺治二年为1428名，十七年为736名，康熙三十五年为988名，五十年为1223名，乾隆九年为1143名，嘉庆廿五年为1493名，道光十四年为1371名，咸丰元年为770名，同治元年为1566名，同治九年为615名，光绪七年减至1254名，光绪十一年又调至1521名，整个清代略有上升但变化不大。43 通过资格考试可参加乡试的报考人与录取数之比约为70∶1。清代会试中式无定额，每科以应试实在人数，并上三科中式人数，请旨钦定中额。据商衍鎏统计，清代会试共112科，录取人数26391名，平均每科取中236人，44 每次会试约有七、八千举人参加，报考人与录取数之比约为30∶1。张仲礼估计太平天国兴起前夕，全国举人总人数约为一万八千人，进士总人数近二千五百人，翰林则仅六百五十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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