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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试经义后，此类钻营者仍屡见不鲜，有的乃至辗转于对立的朝廷与农民政权之间。以求一逞，如“张申伯为咸丰时之廪生，文誉颇著。咸、同间，苏常州县相继失陷於粤寇，张避世乡居。时洪秀全开科取士，张为侪辈所推举，改名诸维星，至金陵，入场。题为‘平定江南文’，仿制艺体，张作颇雄壮，拔置解元，……张於粤寇平后，思复应秋试。苏人欲攻之，因作七律二章，以明前者应试之非己志。既而乡试，亦擢高第。”60 而许多品行、文才均不佳者，更是或托关节、或以怀挟，使科场风气趋于卑下，士子尊严遭到屈辱，因为，即便是很少数人的作弊，也将使所有考生都不得不蒙受搜身等严格防范措施的羞辱。
因此，真正的德行高洁之士不能不为此感到痛心，并严厉批评这种流风颓俗。明末清初，曾受业于刘宗周等大儒，同时也是农学家的张屐祥在为塾师时，敦敦告诫子弟勿陷入流俗，他说∶“大凡为学，先须立志。……立志之道，先须辨别何者上等人所为，何者是下等人所为，我愿学者，是何等样人；我所不屑为者，是何等样人。……若知其上等而不肯学，知其下等而不能去，此为无志，民斯为下而已。”他并引刘宗周言“吾自幼有不甘流俗之志”，说此念最真，可每日反省。“人若甘于流俗，其流而下也，何所不至？若一念不甘，其达而上也，何所不至？”他认为：人各有业，农有畎亩之事，工有器用之事，商贾有市肆车牛之事。而废业游手，必入于不肖。士为四民之首，则有学业。既然整衣冠、挟书册、号为民首之人，就当思言民首之言，行民首之行，处不愧为士君子，出不愧为士大夫，使人敬而爱之。若不自己爱惜，荒废本业，乃至寡廉鲜耻，决裂名教，逐蝇头之利，工市侩之术，反不若胼手胝足，为质朴之农夫，以没其齿矣。今世极多游民，是以风俗日恶，民生是蹙。虽其业在四民者，莫不中几分惰游之习，而士益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已；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而已，究其为害，更甚于游民。原其病根，只是不勤于学，无上达之志，而甘下流之趋。而所救还是在学。士须知此身除却学问，更无一事可为。此生自小至老，忧乐穷达，无非学问之日，应委心矢志，以求无负此“读书人”三字。他批评当时“取士者以诗赋，请谒者以文辞，而务本力穑之事荡如矣。相沿至于今日，人人耻不文，不耻不仁；畏不奢，不畏不义；”指出读书人应当“与其文而为不仁，孰若朴而以仁存心；与其奢而为不义，孰若俭而以义律己。”总之，凡人既读书，须实作个读书人，有读书人之容貌，有读书人之言语，有读书人之行事，凡事以心术为本。61 由此可见出明末“人人耻不文，不耻不仁”的世风以及真儒达士的志向。
传统的批评与改革意见
历代对选举制度的传统范围内的批评，锋芒主要是针对选举的流弊而非选举本身，因而改革的意见也就主要是改良而并不导向废除。
东汉左雄于阳嘉元年（132年）进行了察举时代最重要的一次改革，一是规定郡国所举孝廉必须在年龄四十岁以上；一是要求诸生、文吏先得通过分别的考试才能被举。这些措施正是针对少年躁进、庸妄干请、量质皆累的流弊的，此正如马端临所言∶东汉初所举大概皆得其人，“中叶以来，此意不存，往往多庸妄之流，以干请而得之，于是人得假试文之事以为革谬之法矣。”62 所以，左雄任尚书行新制期间，“天下不敢妄选”，牧守“莫敢轻举”，在一段时间里，相当有效地揭制了奔竞之风。
如前所述，科举至武后时，人多已“委积不可遣，有司患之，谋为黜落之计，以僻书隐学为判目，无复求人之意。”63 至中、晚唐，猥琐士人奔竞觅举之风日烈，庸愚咸集，取士更滥，大中十年（856年），中书门下奏权停三年，上果从之。
但暂停一类措施只是权宜之计。杜佑曾探讨选举弊病的根本原因说∶“缅徵往昔，论选举者，无代无之，或云‘官繁人困，要省吏员’，或云‘等级太多，患在速进’，或云‘守宰之职，所择殊轻’，或云‘以言取人，不如求行’。是皆能知其失，而莫究所失之由。”那么，究竟什么是选举各种阙失的根源呢？
杜佑认为主要还是人太多了：“按秦法∶唯农与战始得入官。汉有孝悌、力田、贤良、方正之科，乃时令徵辟；而常岁郡国率二十万口贡止一人，约计当时推荐，天下才过百数，则考精择审，必获器能。自兹厥后，转益烦广。我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而门资、武功、艺术、胥吏，众名杂目，百户千途，入为仕者，又不可胜纪，比於汉代，且增数十百倍。安得不重设吏职，多置等级，递立选限以抑之乎？常情进趋，共慕荣达，升高自下，由迩陟遐，固宜骤历方至，何暇淹留著绩。……苟济其末，不澄其源，则吏部专总，是作程之弊者；文词取士，是审才之末者；书判，又文词之末也。”而改革之要，则在最终使士与民保持一个适当的比例，即士寡民众：“凡为国之本，资乎人氓；人之利害，系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级；欲少等级，在精选择；欲精选择，在减名目。俾士寡而农工商众，始可以省吏员，始可以安黎庶矣。”64
宋代取士名目虽少，而额数却大增，其最盛一朝大概是北宋仁宗一朝，四十一年里共取进士4570人，平均每次考试取351人，最高一次取538人。南宋每科取人亦不少。至朱熹（1130-1200）时，人累已很明显，朱子有关科举的议论多是针对此，他回顾北宋之初的情况说∶当时张乖崖守蜀，有士人亦不应举。乖崖去寻得李畋等出来举送去，只一二人。商鞅论人不可多学为士人，废了耕战。此无道之言，然以今观之，士人千人万人，不知理会什么，真所谓游手！这样的人一旦得了高官厚禄，只是为害朝廷，何望其济事？又说今日学校科举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贼盗遇士，士亦分明以贼盗自处，动不动便闹事，以相迫胁，非贼盗而何？这个治之无他，只是严格挟书传义之禁，不许继烛，少间自淘汰了一半。不是秀才的人，他亦自不敢来，虽无淘汰之名，而有其实。又说有人至论要恢复乡举里选，并说须是歇二十年才行，说得也是。朱子一方面说科举种子不好，说试官也是这般人；但另一方面又说：科举是法弊，大抵立法，只是立个得人之法。若有奉行非其人，却不干法，若只得人便可。今却是法弊，虽有良有司，亦无如之何。亦即此法弊也是积弊，仅仅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于改变的。他提出的改革是：乡举里选之法是第一义，但既然今不能行，只能就科举法做些变通，如为了使天下士子通五经大义，可一举试春秋，一举试三礼，一举试易、诗、书，禁怀挟。出题目，便写出注疏与诸家之说，而断以己意。策论则试以时务，如礼、乐、兵、刑之属。更重要的是要开辟一些其他科目取人。65 另外，欲革奔竞之弊，还须平均诸州解额，减少太学之额。66 总之，朱子主张严加淘汰，适当限额，以保证科举作为一种选拔英才的制度的顺利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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