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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亭林对科举的意见我们前面已引其批评时文的言论，下面再着重察看一下他对人多谬滥的批评及改革办法。他说当时约五十万生员中有三十五万只是“保身家”而已，而并非有学问之秀才。然而，科举并不是保身恤平之途，而是选拔英才、立功建业之途。67 “夫立功名与保身家，二途也；收俊乂与恤平人，二术也，并行而相悖也，一之则敝矣。”他主张废天下生员，然而：“吾所谓废生员者，非废生员也，废今日之生员也。请用辟举之法，而并存生儒之制，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於朝廷，则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而其廪之学者之限额，略仿唐人郡县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县三人，等而上之，大县二十人而止。……然则天下之生员者少矣。少则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他又说：“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难，则觊幸之人少。少一觊幸之人，则少一营求患得之人，而士类可渐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难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则少一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人，而士习渐以正矣。今日欲革科举之弊，必先示以读书学问之法。暂停考试数年，而后行之，然后可以得人。”68 他并指出：“今人论科举，多以广额为盛，不知前代乃以减数为美谈，著之于史。《旧唐书·王丘传》：开元初，丘迁考功员外郎。先是，考功举人请托大行，取士颇滥，每年至数百人。丘一切核其实材，登科者仅满百人。议者以为自则天以后，凡数十年，无如丘者。《严挺之传》：开元中考功员外郎，典举二年，人称平允，登科者顿减二分之一。《陆贽传》：知贡举，一岁选士才十四五，数年之内，居台省清近者十余人。此皆因减而精，昔人之所称善。今人为此，不但获刻薄之名，而又坐失门生百数十人，虽至愚者不为矣。”69
顾亭林并远承左雄等人意见，主张限年，70 他还同意欧阳修逐场淘汰的意见，批评北宋初年取人太多，用人太骤、太显，为后世开了坏的先例。71
其后又有袁枚亦言：“今则不然，才仅任农工商者为士矣，或且不堪农工商者亦为士矣，既为士，则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转生嫉妒，造诽谤，而怨之上不我知，上之人见其然也，又以为天下本无士，而视士愈轻，士乃益困。嗟夫！天下非无士也，似士非士者杂之，而有士如无士也。”72
然而，这人累又是一种时累。人弊又是一种时弊，一种流弊。邓之诚于1934年写道：“三代取士之经，出於乡举里选。至汉三途而一变，至六朝九品而再变，至隋唐科举而三变，皆承其敝而变者也。实则试言试行皆试也，特变其所试之法。世安有不敝之法哉。科举历时独久，弊亦最著。防弊之法，监守巡察糊名謄录磨勘回避，且严刑峻法以临之，不可谓疏，而弊则益随之滋长。诋科举者，至目为探筹，宜若可废而不废者，其法专壹，足以一天下趋向，骤无以相易故也。……二十年来，进用者不必试，试者不必得，生徒学成而无所职者日多，於是一世又争颂考试之利，且有以广其科目为说者，是则法亦何常之有。” 73 几乎任何现实地存在过的制度差不多都可以说是有利有弊，其产生和存在常常是因为其始利多弊少，但随着时光流转，积累的弊害就可能与日俱增，乃至于超过其利，本身由利器变成累赘。74
批评断代史而主张会通，主张以一种综合，长远的眼光看待历史的宋人郑樵，深深感叹过儒道与选举结合之后而必然世俗化的衰落∶“九流设教，至末皆弊，然他教之弊，微有典刑。惟儒家一家，去本太远。此理何由，班固有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枝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且百年之间，其患至此，千载之后，弊将若何，况禄利之路，必由科目，科目之设，必由乎文辞。……经既苟且，史又荒唐，如此流离，何时返本，道之污隆存乎时，时之通塞存乎数，儒学之弊，至此而极。寒极则暑至，否极则泰来，此自然之道也。”75 而明人宋应星既认识到科举时弊，又指出其延续了如此之久的生命力说∶“从古取士进身之法，势重则反，时久必更。两汉方正贤良，魏晋九品中正，唐宋博学弘词、明经、诗赋诸科，最久者百年而止矣。垂三百年，归重科举一途而不变者，则惟我朝。”76 毕竟，在克服了种种弊病和做了若干调整之后，古代选举延续了二千多年，科举延续了一千三百年，乃至于八股取士也延续了近五百年，说明它们自身确有一种自我调整和更新的能力。从一种社会结构自身而言，其褒之可说“气运”，贬之则曰“停滞”的持久延续，不正是它生命力的一个证明？当今有多少制度敢以千年、乃至以百年论其生死兴衰呢？
古人甚明时累之理，旦知此势常有人难以一下扭转处，所以朱子一面批评读书种子、试官不好，一面又说这是法弊、积弊“良有司”一时也“无如何”。人累科举，但又几可说不能不累，人性之自我关怀，人情之均欲向上可以说是人情所难免，所以此种奔竞又可说是情有可原。于是，一种“进取归一律”的上升之途就不能不承受某种人累的负担，它可以裁抑却无法杜绝人之奔竞。所以，恰如其分地承认“人累”，承认“时累”又是必要的，不能幻想有一种十全十美并永久存在的制度，人类许多制度及社会形态的存在可以说其始兴也自然，其终败也自然，其中含有一种深刻的自然合理性。
以上批评主要是改革性的意见，而在这种种批评之后，我们还可以不时听到一种虽不激昂，却很顽强的声音存在，这就是对于门第、贵族社会的某种追思缅怀，这种追思且并非总出自高官贵胄之子弟，而也常出自贫寒沉落之大才。如前述晚清之贡生，一位生活贫困、英才早逝的杰出学者沈尧（子敦）就曾在与张渊甫书中说∶“唐以前士大夫重门阀，虽异于古之宗法，然尚与古不相远，史传中所载多礼家精粹之言，至明则士大夫皆出草野，议论与古绝不相似矣。古人於亲亲之中寓贵贵之意，宗法与封建相维，诸侯世国则有封建，大夫世家则有宗法。尊意谓宗子可无爵，鄙意窃不谓然，既无爵安用宗子？既为宗子安可无爵？明代士人议论自谓极精者，皆求之古而绝不然者也，其故由全不讲贵贵二字耳。”77 又说∶“封建之世，计口授田，处四民各异其所，贫富无甚相悬。周末兼并，而货殖之术以光，魏晋后崇尚门第九品士庶之分，事虽异古，而杂流不得与清班并。仕者禄秩既厚，有功者又有封邑之租以遗子孙，故可不与小民争利，唐时封邑，始计户给绢而无实，至宋太宗乃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於是士大夫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於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78 这或对宋明以来人之经商之趋势估计过重，且“士之子恒为士”会影响到从他业者也恒为他业，从而使从他业的人才，对改业上升“断路”乃至“断念”。然而，在使之全然“断念”，懵然不知己才还是使之有念却不能上升，明知自己有才却又不能施展两者之间，那一个更为痛苦、更为不幸尚难论定。79 无论如何，上述批评都还是基于一种天道循环的乃至“向后看”的时间观，而当西方大规模的冲击日趋明显与激烈之后，就渐渐引入了一种新的时间观，亦即一种单线的、进步的、一切“向前看”的时间观了，从而也就难再有此类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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