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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变动具有一种重复性、循环性的特点，例如在两汉察举时期，平民出身的孝廉很快就有四分之一，并能升迁至宰相的最高位，但后来又回复到重世家的魏晋。在科举时期也有一种循环往复，承平日久，教育、财富等资源渐渐汇聚到某些家族的手里，形成一种传统，事实上的世家势力往往就会有些上升（当然不可能与魏晋、更不可能与春秋时代相比），而等到一代王朝崩溃，就又会打乱原先的分配格局而开始一轮较为平等、面向下层的分配。但在一连串的循环往复中，又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位移，即由较为松动、较为灵活、容有特殊的机会平等发展到越来越严格、完备、越来越具有普遍性的机会平等。因而，可以说，中国在两汉时期就已形成了一种上下流动的社会结构，但还不很稳固，而到了唐宋以后，这种流动的社会结构就已经是相当稳固定型、几乎可以说是无可回返了。16
总之，在中国，走向社会平等的进程看来与西方相当不同，总的说，中国并非遵循首先实行普遍的“权利平等”然后再尝试“状态平等”的进路，历史上的中国人不知“权利”为何物，虽然他们在很多方面实际地享受着某些自由权利，但是并没有给它们一个概括的名称。在政治领域，古代中国人关心的平等权不是普选权，而是古代选举所体现的入仕机会的平等，这种机会的特点在于：第一，它是一种最优的机会，一旦入仕就会带来最大好处、最大利益，不仅获得权力，也获得声望和财富；第二，它越来越成为社会上的一种主要上升机会，虽然还有其它途径出人头地，但那些却是异途，后期只有科举才是正途，对于贫寒者还可以说是唯一的上升之阶；第三，它接近于单一的制度性机会，这一特点可以从前两个特点推论出来。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虽还有一些其他的机会，但有很大的偶然性，而只有它提供了一种稳定的、一贯的希望。“单一”意味着把社会上人们的主要和最高的价值欲求整合为一个∶即仅仅指向官场，“单一”还意味着古代选举和取人的途径和标准也日趋为一。这样，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国古代选举所带来的社会发展，是一种朝向“单一的最大（政治）机会平等”的发展。
还是等级社会，还是少数统治
我们前面一直是讨论选举制度所体现的机会平等，这种机会平等曾使平民入仕达到过一半以上的比例，而在宋以后大多数情况下，也都至少保持在三分之一的水平，每次科举可以使统治层得到来自民间、来自下层三分之一以上新血的补充，这样一种流动的速率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
然而，最大的政治机会平等并不意味着实际政治地位和权利的平等。统治阶层的社会成分可以是不断来自平民，然而并不一定就由此达到一个平等社会。统治阶层社会成分的平民化与社会结构的平等化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统治层的成员源源不断地来自平民，同时又不断使一些原来统治层成员的后代重新变成平民，如此吐故纳新，构成一种精英的循环流动，所以，古人多有一种强烈的富贵无常感。在上行的渠道上，人为的社会权力的障碍减少到了一个相当低的程度；而在下行的渠道上，也并无保证某些家族不下降的制度保障；甚至可以说，向下流动的速度应当比向上流动的速度还要快捷（一个农业社会的下行流动总体上要超过上行流动），否则就要造成官僚机构的极大臃肿，而这种臃肿病已经是宋以后官场的顽症痼疾。总之，平等的机会、流动、开放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等级结构，且不说战国以后的中国社会是从原来封闭、世袭的等级社会中演变过来的，即便是一个已经事实上完全平等的社会，如果在这之后仅仅实行机会平等，尤其是单一的政治机会平等，也必将导致一个英才统治的等级社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人们的天赋、兴趣和努力程度必定是不齐一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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