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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科举是否具有一种“平等精神”的张仲礼自己的统计也可做一参考。张仲礼对十九世纪中国绅士的数量分析，主要是依据大量省府州县方志中的列传，他总共考察了5473个实例，其中有2146个绅士可以从家世背景分出是出身于绅士家庭，还是出身于平民家庭。张仲礼把出身于绅士家庭（包括最初级的生员功名）的人称之为“继进者”，把出身于平民家庭的称之为“新进者”。这样，他发现在整个十九世纪，有35％的绅士是属于“新进者”，即来自平民家庭。张仲礼承认这是一个相当高的百分比，并指出方志的修纂者很可能表现出某种自然的偏见∶即收录出身绅士家庭的“继进者”要多于“新进者”，故可推断“新进者”的实际比例甚至比这还要高。这一35％的出身平民的绅士比例，与何炳棣统计的37.2％的清代出身平民的进士比例相距不远，但两者并不完全具有可比性，因为张仲礼所说的“绅士”不仅指可任官员的进士、举人、贡生，还包括他称之为“下级绅士”的生员，这些“绅士”也不仅包括由正途（科举）进入的，也包括由异途（捐纳等）进入的，但是，它还是有一定参照的价值，在两个接近的比例中还是可以反映出某种相关性。14
最后，我们还可看一下潘光旦、费孝通根据他们收集到的915份清代朱卷所作的统计。根据朱卷上所填的“世居地”，他们统计出这些获得功名者有52.5％来自城市，6.34％来自小镇，41.46％来自乡村；如果考虑到中国人口90％是住在乡村，则城乡差距甚大。根据朱卷所载履历，他们统计出有20.98％是父无功名、祖父有功名（功名包括生员），有16.6％是父亲、祖父二代均无功名，有14.09％是父、祖父、曾祖父三代均无功名，此一百分比低于何炳棣的统计。但当他们将传统中国90％的农村人口产生了44％的科举人物与本世纪其他国家的类似情况相比时，还是发现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Cattell 1921年的研究表明∶美国44.1％的农村人口产生了21.2％的科学人物；又Clarke1916年的研究表明∶美国的农业人口仅产生13.9％的著名文人；Sorokin的研究表明∶从俄罗斯农民中产生了俄国7.9％的普通科学家，9.6％的作家，6％的大科学家，14.1％最大科学家。潘光旦、费孝通据此认为，这些比较证明科举的流动似小而实不太小。15
以上研究多是从社会流动的角度出发的，这一角度尚不足以透出传统社会结构与现代社会结构的根本区别，所以我们想采取另一个视角来观察和解释这些事实，这就是本文开始时予以阐释、并一直在使用的“平等的趋向”的角度。现在看来已经可以得出这样初步的结论∶中国古代的选举由推荐制度最终发展到一种完备的考试制度，无论从本身形式来说，还是从社会效果来说，都表现出一种机会平等扩展的趋向，它与其他一些因素互相影响，使中国的社会结构逐渐发生了一种意义深远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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