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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对两晋南北朝一段，仅仅观察由察举一途的官员已经不够，还需再全面地观察整个统治阶层的情况。台湾学者毛汉光称中国从东汉末到唐末（公元196-906）一段为“中古社会”，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古阶级社会是以家族为座标单位，是依家族地位声望之高低而决定社会阶层的层次。他在统计中古统治阶层的社会成分时，把官吏的社会出身分为三类∶士族、小姓与寒素。其中“士族”包含唐人柳芳所说的山东与关中的郡姓，东南吴姓与代北虏姓（凡二十六族），还包括正史所提及的大族，以及一切三世为官，任官五品的家族，其中有唐代新族，列朝皇室亦包括在内，是广义的士族。“寒素”类指素士、农、工、商、兵、其他半自由民，及非自由民如奴婢、门客等，他们的祖父辈皆无参与统治阶层的迹象。“小姓”则介于“士族”与“寒素”之间，包括县姓、地方豪族、酋豪、累世低品、累世校尉，或曾有一世五品以上的家族。然后他将公元196—906这711年分成27期，根据中古各朝正史所载官吏出身背景的资料，统计了各期统治阶层的社会成分，我们现仅录其对“寒素”比例升降的统计分析。
毛汉光指出，第一期汉末建安时期，是士族未完全凝固而又逢天下大乱之际，寒素占56.5％；第二期即曹魏初年，寒素仍然有36.8％；这中间以文士为最多，从第三期士族比例接近50％，并继续稳定成为一种社会架构以后，寒素任官机会微小，自第三至第六期，约在15％上下；第七期的1.8％及第八期的6.1％，正是东晋后半段门第最森严的时刻，东晋与宋政权交替，复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寒素竟有27％，梁代亦出现一次侯景之乱，是寒素凭军功出仕的机会，占27.5％，南朝其他各期大率在20％以下。北魏开创期间寒素尚有24.4％，22.2％，自此以降，未再达20％者，北中国胡姓尚武，汉士族尚文，寒素仕进机会逊於南朝。隋代寒素占17.2％，亦近各期之平均数。唐代寒素有三个高潮，即开国期间（第十七期）的29％、安史之乱（第二十二期）的28.4％、及唐末天下大乱（第四十七期）的29.5％；这都是用兵之际，第十九期武后当政，与第二十期玄宗前期，亦达25.5％与24.5％，这就与科举及政潮有关了。第二十三期占25％，这是安史之乱的延长。除第二十五、二十六期以外，唐代寒素任官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略大。4
毛汉光所统计的官员，来自寒素的比重在曹魏时期平均为26％，西晋时期平均为15％，可与阎步克的统计数互相参照。我们在此似还有必要分别和平时期与战乱时期，战乱时期（包括开国初期）统治阶层来自平民的比例普遍较高，但它并不能说明平等的制度性进展，所以我们较注意持续较长的和平时期的比例。东晋中期（345-396）的“寒素”官员比重仅为4％。说明当时确实是春秋战国世袭社会解体以后平民入仕的最低点，是贵族门第社会的鼎盛期。这一比例是一个我们可用来与后面科举的比例比较的底数，中古和平时期的平均数大致是15—20％左右。唐初实行科举制之后并不立刻见出效果，因为所取人数还是相当之少，但这相当少的人数在政治上的地位渐渐地越来越重要。进士渐形成一个高级官员阶层，武则天时期扩大了科举录取范围，寒素官员的比例（25.5％）开始第一次在持续和平时期超过汉代孝廉的平民比例（24.4％），而如果我们考虑前者是整个官员阶层（即包括其它如恩荫等入仕途径）的出身比例，后者只是察举入仕官员的出身比例，那么，科举入仕的寒素比重可能还要高些。玄宗开元之治时期官员的寒素比重基本稳定（24.5％），唐代和平时期的平均数大约也就是此数。中唐以后，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寒素比重时升时落，急剧变化，大概大乱时寒素上升较多，割据时寒素反而见少。总之，唐代科举每年进士人甚少，仅二、三十人，并没有立即带来全部官员中寒素比重的大幅度上扬，但它却使最高层官员的主要来源发生了变化，并确立了一种稳固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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