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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选举制度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孙国栋的研究表明∶北宋入《宋史》的官员有46.1％来自寒族，而晚唐入新、旧唐史的官员中寒族比重仅占13.8％。 5 Kracke对南宋两份进士题名录的研究则表明∶来自非官员家庭的在1148年占56.3％，在1256年占57.9％。6 这无疑是一个飞跃，重要官员有超过一半者是来自民间、来自下层。这看来已近乎是一个难于逾越的数字。
何炳棣对明清社会流动的研究则显示出上面的数字还不是最后的数字。何炳棣把获得科举功名者的社会出身分为三大类∶Ａ类是指那些家庭上三代未获得任何生员以上科举功名的人；Ｂ类是指那些家庭上三代只产生过一个或一个以上生员的人；Ｃ类是指那些家庭上三代获得过一个或一个以上较高功名或官职的人，即上三代有过举人、进士、包括明代的监生和明清两代贡生功名的人，也就是说有任官资格的人。他根据明清两代48份进士题名录提供的12226例的研究表明∶明代进士出身Ａ类的占47.5％，出身Ｂ类的占2.5％，两者合计占50％，亦即完全平民出身，家庭上三代无功名或无可任官的功名的官员占到了一半。在清代，这一比例有些下降，清代进士制度出身Ａ类的占19.1％，出身Ｂ类的占18.1％，两者合计占37.2％。明清两代平均则是，出身Ａ类的进士占30.2％，出身Ｂ类的进士占12.1％，Ａ、Ｂ类合计是42.3％。其中最高点是在明初达到的，在1371-1496年，Ａ、Ｂ类合计是58.2％，在现有的材料中，最高的年分是1412年达到的，那一年Ａ、Ｂ类合计达到了84％。我们如果考虑到何炳棣Ａ、Ｂ类标准的严格性∶不仅指父亲一代，而且指上三代无任官者；不仅指上三代无任官者，而且指上三代无任官资格者，即几可说是“数世白身”，我们也许可以说，明代、尤明初社会是历朝平民入仕比例最高、机会最为平等的一个社会。此后不仅由明至清呈下降趋势，在明、清两代之内也都是呈下降趋势。7
何炳棣还统计了晚清举人与贡生的社会构成，得出的结果是Ａ类占20.1％，Ｂ类占25％，两者合计是45.1％，高于清代进士的比例。8 他根据常熟、海门、南通三县生员家庭背景所作的统计则表明，清代来自无学位家庭的生员在这三县的比重分别是54.5％，48.4％和53％，又高于举人，生员的比例。9
何炳棣据此认为∶明初上三代无功名的Ａ类进士比例之高，是现代西方社会精英流动数据也难于达到的。王定保所言唐太宗“入彀”语虽难以确证，但后来君主，尤明太祖，确实懂得某种程度的社会流动对王朝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稳定作用也为13个世纪的历史所证明。如果它真象某些现代学者所说的科举只是一场骗局（他们并不知道有关这种社会流动的数据和资料），那对一个象中国这样大和实际的民族来说是不可想象的。10 尽管孔子“有教无类”（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for all）的理想并未充分实现，但作为社会阶层流动主渠道的竞争的考试制度和大量公私学校的存在，也许确实在工业革命与国家强制教育之前的主要社会中是独一无二的。11 然而，当工业社会随着持续的技术革命与经济发展而带来一种收入和职业上稳定的向上流动时，中国明清时期却由于人口的成倍增加和技术与制度的停滞导致一种不可避免的长期向下的潮流。12 传统学校、书院、助学体制、家族的衰落与消灭，现代教育的相当高的价格，混乱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暗示中华民国也许继续着这一向下的长期趋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去11年中有力的全民教育运动和拓宽社会教育基础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历史潮流，也许中华民族正开始经历一个最终将类似甚或超过明初的社会流动新阶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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