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四)
何怀宏
【全文】
第三章
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发展
走向制度化的选举
前面我们已经从思想和价值资源上，说明了春秋战国时代取代“血而优则仕”的“学而优则仕”主张的兴起，这一主张自春秋末年起就已开始成为现实，许多庶民通过学术而得仕进，甚至达到很高的职位，例如孔门弟子多出自贫寒，在战国时的卿相中，庶人出身的也占一个相当的比例。1 世风的变迁可见以下记载∶
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虏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2
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以十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岁而周威公事之。3
故中章、胥己任，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4
余英时认为这些事大致都是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虽然可能有相当夸张，却并非毫无根据，至少可以见出风气的转移∶5 亦即身份、血统，甚至本人的“前科”已不构成什么大的问题，只需靠自己今后的努力、靠“学”都有可能上进。以后到战国七雄迭经变法，争强图存，对人才需求甚急，上升的机会更是大大扩展，游士所受的礼遇相当优渥。战国时代对各类人才是一个相当有刺激性和吸引力的时代，也是一个机会相当平等的时代，不管一个人出身如何，有时与君主片言投合即可立登显位。其最初所依凭也少：例如张仪第一次去游说楚国时被痛殴而归，妻子责怪，他说，只要“舌在”就够了；而其最终所获得也大：当张仪再次去游说秦王成功后，很快就登上相位，家无恒产的苏秦乃至于能“佩六国相印”。那时的游士还有相当大的自由，他们可以奔走于列国之间，一处不用则可奔赴他处，暂时不做事也可以被养起来，可以参政，也可以仅仅议政，还可以隐于市井、草野，却仍然拥有相当大、有时甚至更大的声望和影响力。上升的途径不仅一途，所需的才能也不止一种，从德行到文学、从勇武到辩才、从强国安邦之大道到鸡鸣狗盗之小技，都可能有施展的机会。
但是，战国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上升之途非制度化的时代。虽然有局部的养贤的制度化，如齐宣王时候的稷下学宫，又如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四公子的养客，但这种养贤是相当依赖于主人的，往往人存则存，人亡则息。各种机会也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即便得到，也缺乏保障，可能朝为座上宾，夕成阶下囚，甚至飞来横祸，身首异处。韩非不仅有“说难”、“孤愤”诸篇，其自身遭遇也说明这种机遇的不确定性。那是一个冒险家的时代，在世俗之眼已可视作成功的苏秦、张仪后面，肯定还有不少未及扬名就弃诸沟壑的“苏秦”、“张仪”。无怪乎当时有大量的隐者，除有不能施道之原因外，恐还有为保身之计。不过，总的看来，至少在离最高政治权力较远的地方，游士们确实拥有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活动空间。
秦帝国的建立结束了这一切，游士的黄金时代被划上了一个句号。奔放的战国时代只能是一个过渡的时代，那样一种状况在当时的情势下无法持久。游士们很快就无法再游，必须要末入仕为吏，要末为一介草民，其才能要有大施展，就必须被纳入国家的政治体制之内。新起的中央统一集权的帝国也不必再像战国时代争雄的七国那样“礼贤下士”。秦帝国是一个短暂的时代，其赫赫的“武功”尚未转变成长久的“文治”，仅传二世便江山易主。然而，嬴政一姓一系的皇朝虽然短暂，却创造了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的模式，继起的汉王朝终于使这一模式垂之长久，从而为后世选举入仕的制度化提供了一种直接的客观需要和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