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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想特别强调察举的制度化中岁举的意义。有一位激烈批评美国民主的西方人士曾承认∶美国建国以来至少有一件事是不变的、无可动摇的，这就是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这是任何现任总统也无法改变的。而中国的选举制度也由此开始了一种稳固的连续性，尤其在科举时代，逐渐发展到了一种虽皇帝本人凭个人意志也无可改变，到一定时间就必须举行，14 遇战争、大灾等不测事件也须补行或者易地举行的事情。15 假如说定期的现代选举为取得政权以便将一个政党的政治主张付诸实施提供了一条不流血的和平道路；那么，定期的古代选举也为个人上升以实现自己的志愿和抱负提供了一条和平的途径，为他们带来了一种比较稳定的希望，不管这一途径开始是多么狭小，这一希望有时是多么渺茫，它却为平等机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制度化固然许诺着和平与稳定上升的一线期望，同时也意味着政治化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建元六年（前140）举贤良方正，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此奏得到批准。这也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使然，而被推为独尊地位的儒学毕竟还是一种最具容忍精神的学说。也是在这一年，儒者董仲舒根据儒家的思想提出了“岁举”的主张。“岁举”缘儒家思想而起，同时也有助于把儒家思想推向独尊的地位。其他非政治的获得地位、声望和影响力的途径（如经商、侠隐）都渐渐受到了严格的抑制，中国自此开始稳固地建立起一种政治至上的一元结构∶各种资源和价值主要来源和集中体现是政治的权力，各种人材、各种凌云之志、腾达之愿都只能首先并主要从政治上求出头；一切其他途径都只是政治势力的旁支而已。16 战国时代那种百家争鸣、百舸争流的状况不复能睹。这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春秋世族甚重官职的情况，而且把政治逐渐推到了弥漫一切的程度，使官僚制度发展为一种相当完善的古典形态。这种强烈的“政治化”和“官本位”色彩，大概是贯穿中国春秋前后两种类型的社会，乃至于战国与二十世纪两个过渡时代的一个最主要特征，对中国直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依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从推荐到考试
两汉的选举主要是一种推荐，并且是一种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推荐，它并不太搅动社会下层，基本上与多数无干，而主要是由各级官员，尤其是高级主官进行（并无专职选举的官员）。这些官员虽然也得调查舆论，但这种舆论也是一个相当狭小的政治文化精英圈子中的舆论，所以，实际上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以贤选贤”。但是，我们说它是自上而下的，又并非是说它是中央集权的，是自皇帝一统下来的。两汉选举权力的重心并不在皇帝那里，而是在官员阶层，尤其是在地方州、郡长官那里，选举的累积结果也常常不是造成中央集权，而是加强和改善地方权力，汉代的地方行政遂有后世难于企及的可观成绩。17
推荐选举的特点是“人对人”，人对人的好处是常能看到人的全部∶不仅文章、学问，还有德行、干才；也不仅一时表现，还有平日作为，乃至于家世根底，但假如推荐者私心膨胀而又外无制约，荐选也易生营私、结派、请托、谬滥的流弊。不过，荐选制之所以在两汉颇为有效地实行过几百年，说明当时还是存在着某些起作用的内外制约条件。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官员一直是一个相当小的集团，在这样一个很小的集团内，舆论的制约能够起相当作用，察举者不能不对自己的名誉有所顾忌，谨防因谬举而身败名裂，永久禁锢。西汉官员多平民出身，士风淳朴，东汉官员多儒生出身，重视名节，这种风气也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且举不实还可能遭到有司的实际惩戒，而举出合适的人才，尤其是大才高才，于己则有真正长远的好处，不仅可获识才清誉，更可有得力的门生故吏，尤其在直接为自己辟举人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从社会方面来说，传统选举需要始终保持一个合适的、比较小的入口，以不致煽起奔竞之风，造成人口对入仕出口的过大压力，而这一点恰是荐选相对于考选的一个优点，因为候选者虽也可有意招摇，但毕竟不能像投考者那样直接和自由地展示自己，加上文化教育、印刷术等在两汉尚不发达，求书不易，交通不易，所以至少在早期，荐选制度尚未出现严重的危机，各种规矩亦未大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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