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是，人皆有向上求进之心，无论是求富贵还是求名望。而从秦汉起，富、贵、权、名等一般被欲求的价值资源渐被统一收束到政府手中，归于入仕一途。于是，候选者对选举的压力越来越大。一种精英性质的荐选不仅为候选者数量所累，更为泥沙俱下的候选者素质所累。我们可以在这一背景下来理解后汉阳嘉元年（公元132）的“左雄改制”。这一改制的原因自然可以做多方面的分析，现仅指出其中重要的一种。当时正值东汉晚期，选举已遇到严重危机，其形势正如《后汉书·左黄周传论》所言∶“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之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窍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士，请谒繁兴。”被举人数的压力有时可以通过增加名额或新开科目来缓解，但这种措施也可能反而引起更严重的奔竞，直至达到一个除非改变整个政治结构，否则难以承受的临界点。所以，时任尚书令的左雄奏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18 此奏得到顺帝批准实行，此即为“阳嘉新制”。其主要内容一为限年，一为分科考试，都有抑制奔竞、革除谬滥之意。限年四十可抑制少年的躁进，且由此可减少候选者的人数，至于构成新制中心环节的考试，更预示着选举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
此前，汉代选举制度中已经有西汉武帝时始行于太学之中的经术射策的考试，考试成绩有甲、乙、丙科之分，并有黜落之法，此外，还有贤良、方正、文学等特举科目的对策考试，但有等第之分而无黜落。19 阳嘉新制则把考试黜落之法引入了孝廉的岁举，被举的孝廉还须通过考试才能任官。结果在阳嘉二年的考试中，仅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这只是平时东汉岁举孝廉约228人的十分之一强。20 “自是牧守畏懦，莫敢轻举，迄于永熹，察选清平，多得其人。”21 范晔也评论道∶“故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22
“左雄改制”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察举制度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在人数的压力下，已生出许多自身不易克服的流弊，这时有两条可能的出路∶一条路是把开启的门关小，使统治层相对封闭，使上升之途更加缩小，客观上可以减少觊觎之心与奔竞之势；另一条路则是索性让门完全敞开，使统治层向所有人开放，只是每个人都要经过一套严格的、同等的考试程序才能达到高位。“左雄改制”似有意走后一条路，但当时社会的发展却似趋向于前一条路。我们立足于今天来看，汉以后的选举从前几百年来说是走了前一条路，而从后一千多年来说，最终还是走了后一条路。它当然是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曲折才走上后一条路，即呈现出一个“之”字形，这一过程有一种可以事后解释的合理性，但我们不想把这种合理性强调为一种当时已命定如此的必然性。在魏晋南北朝这几百年的曲折中，无论是从形式上还在继续发展，但其地位已降为次要的察举看，还是从本来是权宜应急之计，后却转成为门阀士族服务，并上升为选举主体的九品中正制看，我们都可以明显发现社会对政治的影响，社会势力对政治权力（尤其皇权）的制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