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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非叙述科举的历史，而是从选举的历史观察平等的趋向，所以，上述“自由投考”与“一切以考试成绩为定”两点在我们看来是最为重要的。因而，从唐代开始，无论从史料还是从上述两个标准来说，看来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起点。唐代是一个比较豪放、开阔的时期，唐代开科较多，但主要还是进士、明经两科，尤以进士为荣选，每年所选一般仅二三十人，这实际是一种最高级人才的选拔，不会广泛触动中下层。29 开元24年（736年），张九龄反对起用河湟使典出身、从流外入流的牛仙客，遭到玄宗拒绝，玄宗反问张九龄：“卿以仙客无方籍耶！卿有何门阀？”这句话反映出门阀势力已在走下坡路的事实，但有时又还能以此作为反对起用他人的理由的一个过渡时期的特点。其考试先以策论、后以诗赋为主，及第虽以考试为定，但并不全以考场为定。投考者工夫还可用在场外，先行向在政治、文化上有地位的公卿、要人投献自己平时的佳作，即所谓“行卷”，他们也向礼部交纳自己的作品，即所谓“省卷”或“公卷”，30 而不完全是以考场一时、一文定终身。试卷亦不糊名、誊录，考官知其人，可以参考平时对这人的了解。考官还可以在试前调查举子在社会上的才名声望，访查舆论，甚至事先形成一种排定名次的“通榜”。这些都反映了唐代的制度中，仍存两汉重行、魏晋重名的遗意。虽然已是“以文取人”，但“文”尚不离“人”。
最有意义的变化发生在宋代：锁院、糊名、誊录这些隔绝考官与举子，只凭程文而不再见本人的措施都是在宋代确定的，“公卷”、“行卷”从而也就失去意义。31 除了考场上的文章，其他“人”的因素几已淡化为零，考官不知试卷作者如何，更勿论其家世背景。种种防弊措施也都在加强这一点。由此遂导致“取士不问家世”原则在宋代的实现。宋代把录取进士的名额也大大增加了，通常每次二、三百人，科举在政治上的地位越来越重，对社会的影响面也越来越大，其它入仕之途则越来越失去分量。在考场上的那一刻，考试者只剩下他自己，只能依凭自身的才学。所以，科举考试又可以说是一种最淡化个人与其家族关系的一种制度。个体的素质和能力必须由文章来集中表现，由此，“以文取人”就有了绝对、完全的意义。宋代还采取了禁“公荐”、禁座主与门生建立密切关系和举行殿试等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而考试内容的重点由诗赋渐渐转向经义，则不仅反映出儒家思想影响较之唐代明显增长，也是为了整齐划一的需要，因为诗赋的涵盖面毕竟要更为宽广。以上人格淡化、面对天子、取士之途趋一、考试内容趋一的种种发展，都意味着科举越来越以一种尽量客观、中立、平等的标准来对待所有投考者。宋代的转变可说是决定性的，此后，即便遭遇战乱，贵族门第社会也不再见有复辟的可能。32
元代实行科举时间不长，所取人数亦不多，但其所订之制却成为明清的蓝本。这看来是宋末元初以来多年未行科举，儒生学者反可以远距离冷静思考科举的一个结果，它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其制规定考四书、五经，用程朱注，不仅考试成绩的判定有了更为明确、统一的标准，而且，这些书籍也较易获得，尤其四书内容比较简明，较易准备，这对贫寒子弟克服求学最初的障碍是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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